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凤凰周刊智库（ID：fhzkzk），作者：关珺冉、王瞻，标题图来自东方IC “我们都知道国家不可能再回到过去那样的高增长了，工资也不会涨了。但也慢慢感悟到，人生重要的东西不一定在金钱方面。” 伴随史上最长黄金周的到来，2019年5月1日，日本平成时代谢幕，正式进入令和时代。 十连休的第二日，高速公路就迎来大堵车，从东京站出发的新干线全部满席，东京站内也是一片混乱。超市里，方便面、零食、速冻食品被大量采购。由于银行关门十天，一些人趁着假期前到银行排队取钱。图书馆贴上了闭馆通知，垃圾清理工作也被暂停。 “简直像跨年一样！”为了迎接令和时代第一天的到来，小商家们忙着给点心包装贴上“祝令和元年”商标，还在啤酒罐上印上“令和”字样。日本邮政4月26日开始发售“令和”纪念邮票，有500多人在东京中央邮局外提前等候。 寿司、烤肉和拉面成为日本人票选的“平成时代最想吃的最后一餐”；寿司、烤肉、白饭则是“令和时代最想吃的第一餐”。学生们兴奋不已，家庭主妇们则在社交媒体上抱怨起长假。“早、中、晚连着10天就是30顿饭，我家4口人是120份饭，要崩溃了！”派遣员工因长假领不到工资而担心下月薪水会减少。与之相反，司机、医生等必要工种的从业者发起牢骚：“我只能休息一天。” 一贯冷清的日本地方城市，迎来了一批批外来观光客。宫崎县的酒店放起烟火，冲绳县推出游船赏花活动，福井县的恐龙博物馆预计将迎来10万人次的访客。 200年来，日本每次更换年号都是因当时天皇过世，全国沉浸在一片肃穆的气氛中。而这一次，无论是白发暮年的“昭和男儿”，还是刚刚进入不惑之年的“平成废宅”，都开始怀念属于自己的“平成时代”。 1. 可预测性和计划被打破了 在被问及如何看待平成时代时，藤原先生起初拒绝被采访。他的理由是：“平成是怎样一个时代？每个人的价值观和归属感都不同，回答也都不一样。我没法为平成代言。” 但这恰恰是平成时代留给国民的最大感受。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日本人为国家而活，为天皇献身；战争结束后到昭和时代末期，日本人多半会为公司奉献一生；而到了被称作“失去30年”的平成时代，日本在完成产业升级的同时，也步入了更强调个性化和多元化的时代。 藤原目前在一家日企的驻华办事处上班，算是一位资深“北漂”。我们的交谈在北京中关村的一家星巴克开始。 “在东京的咖啡厅，很难见到谈投资、创业，或者是股票、房价的年轻人，也不会有激烈讨论的场面。创业、投资、理财甚至倾诉焦虑并不是日本年轻人的主流话题。”藤原口中的新一代年轻人，正是日本著名管理学家大前研一口中的“无欲望一代人”。大前研一曾在书中写道：“这群人对婚姻、家庭、房产都毫无欲望。他们的零消费心态，也会给日本社会的人口结构、企业经营等方面带来可怕的冲击。” 如今的日本年轻人更喜欢找到某家网红咖啡厅，让店员帮忙调制一份属于自己心情的咖啡，拍照上传至Instagram。2017年日本年度流行语之一就是“晒Ins”：即在社交网络上分享自己的日常所见。但从另一个角度说，他们展现出越来越个人化的一面。 2002年，名古屋地铁的女性专用车厢。平成年代，在社会的各个领域活跃的女性越来越多，这也是日本社会整体的进步之一。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王新生说，这些现象产生的时代背景，正是日本处于社会变迁的过程中，即从工业化社会向后工业化社会过渡的时期，“而后工业化社会的特点就是个人化”。工业化社会中，终身雇佣、年功序列、企业工会是日本企业经营的三大法宝。这种经营体制下，人们对未来都有着很强的预测性和计划性，也让日本社会处于一个较为稳定的循环中。 昭和时代，日本人喜欢钻进咖啡馆或茶屋，不慌不忙地饮上一杯。藤原至今还记得第一次被父母带去喝茶时的场景：一进门满屋子都是香烟的味道，男性客人们围坐在电子游戏桌前，打着《太空侵略者》的射击类游戏。 他们中大多数人的人生是可以一眼望到头的：高中或大学毕业进入一家大企业工作，熬到一定年龄就能达到一定职位，然后买房、结婚、生子；妻子是全职主妇，负责持家带娃；男人一直工作到退休，还完了房贷，便可安度晚年。 但到了平成时代，这种可预测性和计划性被打破了。 上世纪90年代的企业改革，打破了终身雇佣和年功序列制度，减少企业主管人员并实施按照个人能力发放薪水。由此开始，所谓的派遣社员不断替代正式职员的位置，非正式社员人数大幅上升。去麦当劳打工的“Mac Job”成为当时的一种象征，这些在居酒屋、超市打工的人日渐成为庞大的劳动群体。 藤原的发小中泽在90年代末成为了自由职业者，而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时髦的选择。中泽说：“我不会像你一样把自己的一辈子奉献给谁，那样一点也不酷。我要自由生活，追求我自己的爱好。”接着中泽开始打工攒钱，为了出国“看看世界”。再之后，正式职员的应聘条件加了“30岁以下”这一条规定，直到现在，中泽都没能“正式”工作过。 紧随而来的经济泡沫，藤原幸运躲开了。1996年，从早稻田大学经济系毕业的他，曾收到过当时日本四大证券公司之一——山一证券的宣传资料。进入证券公司，对于经济系的毕业生来说可谓不错的选择。但仅仅过了一年，由于无力偿还高达3万亿日元的债务, 山一证券宣布破产。当时错过这一机会的藤原也避免刚入职就失业的命运。 2. “996”在日本的讨论早就结束 非正式社员的增加，让更多家庭主妇华丽转身为职场女性。她们不再穿着和服、花着丈夫的薪水去吃昂贵的怀石料理，而是走进咖啡厅和居酒屋谈起公务。平成时代的咖啡馆和酒吧也不再只有男性饮品，专门为女性设计的饮品和鸡尾酒逐渐增多。 经济高速发展时期，早9点上班，晚9点下班，一周工作6天的“996”模式是日本最普遍的工作模式。每当夜幕降临，身着正装的上班族纷纷去往公司附近的便利店买咖啡、冲泡面。外国人给他们起外号叫“工蜂”，日本人则自嘲为“社畜”，意为被公司当作牲畜一样压榨的员工。 中国最近刷屏讨论“996”让藤原很是感慨。“‘996’日本早就有了，那时的国民觉得，人生是公司，生活是工作。” 小泉纯一郎执政时期实施了一系列经济改革，越来越多私人企业得以进入过去被管制的领域，这从经济学上看起来是合理的，却在民间引来诟病，比如企业与员工的关系不再像过去那样牢固了，表面看起来变化不大，但员工的实际收入却降低了。 2015年12月25日，日本最大广告公司电通员工、东京大学高材生高桥茉莉从公司阳台跳下，举国震惊。每天只睡不到2小时的她写下“真是比死更痛苦”，让违反劳动法的行为再度引发社会关注。平成最后一个月，刚刚修订的《劳动基准法》正式实施，要求员工一个月加班时长不能超过45小时，一年不能超过360小时。4月22日，日本微软宣布，8月起，每周实行休三天的制度。 庆应义塾大学教授加茂具树告诉《凤凰周刊》，日本对“996”的讨论早就结束了。这二十多年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不再选择终身职业了。现在的年轻人更是如此，他们会先考虑自己的兴趣。“我的学生也不会像我读书时候那样了，他们是可以对我说‘不’的。”他笑言。 那些没有稳定工作漂浮着的人，呈现一种貌似自我孤立的状态：废、宅、丧、社交恐惧、爱无力、冷漠，在遭受社会或家庭压力后，他们会退避回自己的安全避难所里。43岁的藤原依旧无法理解社会中的“御宅文化”，但他感激平成时代的自由感：“日本文化之所以可以在全世界有那么大影响，不正是在一个自由的时代环境中产生的吗？这是不能用GDP来衡量的。” 2018年，一名叫近藤显彦的35岁男子选择与娃娃结婚。出生率下降导致的少子化现象是日本政府面临的重大课题。 如今东京的时尚流行地中，最出名的当属涩谷和原宿，仅仅几站车程的距离，却产生了风格截然不同的时尚主流。川久保玲是少数未曾到国外留学、且未曾主修过服装设计的日本服装设计师，却在平成时代向世界展示了一种革命性的穿衣方式。 与此同时，年轻人大大降低了消费水平，“极简主义”成为流行。他们亲眼看到，二战后第一次婴儿潮（1947~1949）出现的“团块世代”父母，为了满足物质欲而无休止地工作，却毫无生活品质可言。他们打心眼里拒绝成为和父母一样的人。 30年间，日本成功避免“硬着陆”：虽然没有发展，但保持稳定。对个人来说，国力的强弱似乎不再那么重要。 “我们都知道国家不可能再回到过去那样的高增长了，工资也不会涨了。但也慢慢感悟到，人生重要的东西不一定在金钱方面。”40岁的某商社职员田中告诉《凤凰周刊》：“赚的少了，就过得节俭一点。生活反而可以更开心，更丰富。与其不顾家庭拼命工作，我宁愿少点赚钱、多陪家人。” “80后”的驻华记者宫崎则说：“虽然平成时代有种种问题，但我父母当时的思想已经很开放了，也没有把昭和初期的价值观强加给我。截至目前，我的所有决定都是自己做的，这算是一种考验，也算是平成时代留给我的财富吧。” 3. “所有人都可能变成下流老人” “一年没回东京，就觉得整个城市都衰老了一岁。但同样时隔一年去越南，满眼都是活力满满的社会，完全相反的体验。”藤原说，即使在最繁华的地域，除了上下班高峰，看到的绝大多数也是老人。“说句玩笑，现在老年人的优先席完全可以和普通席位置对调一下。” 比起首都，更严重的衰老感来自地方城市。“放任自流的话，日本全国896个地方自治体可能会消失。”原日本建设省官员增田宽在《地方消亡》一书中写道，而在可能消失的市区町村中，有523个在2040年人口将减少至一万人内，占整体的29.1%。 带有危机感的数字背后，是日本少子老龄化加剧，以及地方人口持续向首都圈移动的现状。这俨然成为平成时代的标志。 近日，日本内政和通信部发布《住房和土地统计调查》显示，截至2018年10月1日，日本空置房屋数量达到历史新高——864万间，总数比例也上升至13.6%，较五年前增加0.1个百分点。由于没有新的高楼建起，很多长期空置的房屋被拆了，剩下的只是空地。 曾是日本社会中流砥柱的“团块世代”逼近老年，有的为了得到基本生活保障，甚至故意偷盗入狱。2015年日本的流行语之一“下流老人”，指的就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老人。日本作家藤田孝典说：“所有人都有可能变成下流老人。” 对这些人来说，想由子女抚养，子女可能连自己都养不活；想进养老院安度晚年，但高昂的价格也负担不起。于是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只好选择“退而不休”，继续发光发热。即便如此，依然无法弥补少子化带来的劳动力缺口。如今日本的7-11便利店由于劳动力不足，不再维持24小时营业了；下单的快递也找不到更多配送员了。 京都大学教授落合惠美子认为，欧洲社会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现的第一次出生率下降，到七八十年代第二次出生率下滑的再度爆发，历时近百年。相较之下，日本社会在短短30年里就经历了欧洲百年的人口结构变化。 虽说人口增长停滞是发达国家普遍面临的挑战，但文化保守封闭的特性使得日本难以效法欧美，通过宽松的移民政策来实现人口与劳动力的增长。 为解决“用工荒”难题，日本放宽了长期限制移民入境的政策。日本国会2018年12月修订《出入境管理及难民认定法》，今年4月1日生效。如果外籍劳动者具备特定的日语能力，又有职业技能，就可向日本移民管理部门申请签证。 如今在日本便利店，越来越多来自越南、印度尼西亚、泰国等国家的外籍劳动者，佩戴起写有名字的胸牌为客人服务。截至2018年8月，在日本四大便利店工作的外国人达到55300人。这些人大多是来自当地专科学校和语言学校的留学生。 不过，日本大学生组成的“反种族主义信息中心”（ARIC）4月16日公布的问卷调查显示，半数外籍留学生与劳动者曾在日本受到歧视。其中“讨厌外国人收银”、“不许说日语以外的语言”等歧视尤为突出。 在平成时代，“超单身社会”和“单身大国”也成为日本的新“标签”。有机构预测，日本人的“终生未婚率”将持续攀升，2035年日本男性未婚率将接近30% ，女性则为20%。为了应对这一现状，“单身相亲会”悄然兴起。东日本大地震之后,据说这一现象逐步盛行,以结婚为目的男女每次与一定人数的异性在咖啡厅相亲。 4. 30年来，近一半超市商品降价 “会有明天！会有明天！会有明天的！”在平成的最后一天，藤原分享了一首他心目中代表平成时代的歌曲《会有明天》。但或许对更多日本人来说，至今也未能从迷茫中走出来。 仅仅以数字作为考量指标，日本的确“失去了30年”。平成伊始5.6%的GDP增速，已然是30年里日本能交出的最好成绩单了。90年代初泡沫经济破灭，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腹背受敌的情况下，日本经济成增长不断放缓。2008年，华尔街金融海啸席卷日本，当年GDP增速直落至负3.4%。连续的负增长让日本在2010年痛失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 在和北京人聚会时，藤原总会提及一个故事：他和哥哥姐姐都从日本乡下考学到了东京。为了三人在东京学习生活，父母当时买了一个70平方米的房子，花了5600万日元，贷款20年。但房价却眼看着一路下滑。“2014年的时候跌到了2000万日元，今年稍微有所回升，涨到2500万日元。” 藤原笑言，或许要感谢中国人来日本“爆买”房子，让自家的房子终于涨价了。与此同时，他也眼巴巴看着北京房价一路飙升。宫崎则说，“看到中国人疯狂炒房的样子，想起了80年代日本经济泡沫前夜。希望中国可以借鉴日本的失败经验。” 日本人再也不高喊“卖掉东京可以买下整个美国”、“日本才是未来世界经济的中心”的话了。走入平成时代，高速成长期的荣景一朝破灭。 过去靠牺牲未来欠下的房贷车贷，让他们不得不选择“戒急用忍”的消费态度。最近在抖音上，日本草莓成为中国网红的直播单品。在日本，草莓是按“颗”来卖的。一般它们会被放在一个高档盒子里，起名“初恋”一类。一颗白色草莓可以卖到700日元（约42元人民币）。这让日本主妇们望而却步。 为了抓住具有节约意识的消费者的心，主打低价格的日本零售企业的自有品牌应运而生。《日本经济新闻》调查了日本超市经销的1600种商品的价格动向，发现30年来，45％的商品都降价了。而上述自有品牌在这期间增加了五成。 在改元的5月以后，日本预计迎来原材料价格走高带来的涨价和消费税增税。围绕商品价格，卖方和买方的心理战将日趋激烈。自平成元年开始，消费税就一路攀升，从1989年的3%升至1997年的5%，2014年达到8%。今年10月，日本消费税将上调至10%。 为了维持高速成长期建立起的社会福祉保障制度和庞大的公务体系，日本的财政赤字连年居高不下，却迟迟没有展开大刀阔斧的改革。提高消费税被政府认为是最有效且最能兼顾平等的财税政策。 “现任首相并没有理解日本经济所面临的根本难题，如今步入真正的危险水域了。”大前研一对此疾呼。在他看来，真正成为问题的是支配20世纪世界的经济秩序，但这已不再适用21世纪的日本经济。那些大肆挥舞过去经济理论的宏观经济学者们，他们的想法与这个世界渐行渐远。 5. 挣扎于国际化与本土化之间 经济增速虽然不利，但日本仍然在平成时代实现了产业升级。1990年代中期，作为WTO初始加盟国的日本，一步步开放国内市场。丰田、本田、索尼、夏普等企业凭借精致细腻的打磨，平成初期的“日本制造”走出国门，登上世界制造业的神坛。 工业化随之带来全球化的快速整合。日本在1991年就成为全球拥有最多海外净资产的国家，为47.5万亿日元，占名义GDP的10.2%；2017年为328.4万亿日元，约占59.8%。 复旦大学教授王升远告诉《凤凰周刊》，冷战结构之下的东亚，中国长期被排除在世界市场之外，韩国政局动荡不安，日本自然承接了更多制造业发展的机会。即使在近几年不景气的环境下，日本依然加大对外投资，使其成为拥有海外净资产最多的国家，连续27年成为全球最大债权国，几乎跨越整个平成时代。 另一方面，随着国际贸易协定的不断签署与关税壁垒的解除，国外的廉价农副产品也敲开了日本的大门。面临国际化冲击，包含农业在内的日本本土化生产方式，被逼向了精致化的独木桥。 曾在日本工作过近20年的上海交通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任季卫东向《凤凰周刊》解释说，从昭和到平成时代，日本从追求经济成长，转向追求美。 但“美”的背后，却是太多无奈。这种无奈，既是消费者望“莓”止渴的无奈，更是挣扎于国际化与本土化之间的无奈。日本为此还造出了一个流行语——“glocal”，由“global（全球化）”和“local（本土化）”的组合。 进入90年代，日本股市价格旋即暴跌。到1990年10月份，股指已跌破20000点。 2009年1月，失业的人们在东京日比谷公园外排队领取食物。 在习惯于通货紧缩的社会，连牛肉饭的价格涨跌都会变成大新闻。藤原说：“来中国前，我几乎没怎么见过涨价的现象。而中国餐厅一年都会涨价几次。” 1990年，吉野家的一碗牛肉饭卖到400日元，但在消费税上涨后的如今只卖360日元，2013年更一度降价到280日元。但实际上，320日元才是一个合理的价格。其中一个原因是美国、澳洲牛肉大规模进入日本市场。 为了应对进口牛肉的冲击，以神户牛、松坂牛为代表的日本牛肉产业不得不选择放弃廉价竞争，选择精致农业的发展道路。当国民开始享受廉价牛肉饭的同时，本土牛肉也远离了大部分人的餐桌。不只是牛肉，在全球市场中，以精致为卖点的索尼、用颜色和设计夺眼球的夏普，纷纷败下阵来。 现任首相安倍晋三第二次重组内阁之后，将参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视为日本经济的救命稻草。渴望通过对世界市场份额的占有以换取经济振兴的安倍却低估了本土产业的悲鸣。日本农民一次又一次上街示威，“绝不撒谎、反对TPP、绝不妥协”的海报贴满了大街小巷。平成末期，关于国际化与本土化的争论，已升格成了日本政治的攻防战。 6. 安倍长期执政的影响要素 平成时代的政治中，有一个说法叫“十年九相”，形容日本首相像走马灯似的不断变换。这似乎也代表了平成时代的国民对于政治体系的不满和宣泄。 在政坛的“短命诅咒”中，算得上长期政权的只剩小泉纯一郎和安倍晋三了。小泉时期作为经济大臣的竹中平藏曾说，“小泉是富有激情的改革者，他推动了资产负债表改造、放松管制、宏观管理。相比之下，安倍留下了什么？他明显对于国家安全更有兴趣。” 上图：1995年5月2日，美国旧金山，野茂英雄投出他在美国职业联赛的第一个球。他是1990年代以来亚洲球员渡海成功的范例，带动日本及亚洲球员的旅美风潮。 王新生说，小泉作为在政界没有嫡系成员的“孤狼”和“怪人”，能够执政长达五年半，是依靠收看电视的那一代人认可的。“他的独特个性、霸气形象、简炼话语以及大刀阔斧的政治改革，赢得了大多数选民的支持。” 而支持安倍内阁的，是那群不读报纸、不看电视、活在网络里的“御宅族”。王新生说，这个群体追求的亚文化具有“轻视或无视实证性、客观性”的反知性主义特征，这一点与安倍本人有着惊人相似，也算是影响安倍长期执政的要素之一。 安倍的首相任职时间已经超越了小泉纯一郎的1982天，成为战后任职时间第三长的日本首相，仅次于佐藤荣作和吉田茂。如果顺利任职至2021年9月，他将领导日本长达9年，从而成为日本战后执政时间最长的领导人。 但这也许并不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大前研一曾细数过安倍“误入歧途”的路径：首先是“明明没根据，却也能一口咬定”。例如东京申奥陈述时，他就核污染问题向世界宣称“完全在控制之中”。此外，他只听信智囊或亲信，自民党内部也有很多不满。而他所采用的“全部扔给官僚处理”的执政方式也遭到批评。 与安倍相关，因森友·加计学园问题而曝光率增高的“忖度”一词，成为日本的日常用语。该词还获得日本2017年流行语的年度大奖。 2016年11月，美国纽约，梅西百货公司感恩节巡游中的巨型皮卡丘气球。进入1990年代后，日本动漫的旋风刮遍全球。 平成时代的流行语，仿佛是30年来日本政治生活的注脚。1995年流行语“官官接待”，指的是日本各县职员为了获得更多的预算和补助金，公费接待中央官厅的官僚。2008年的“居酒屋出租车”，揭露了日本公务员在乘坐出租车时会接受出租车司机的啤酒、小吃和购物劵等回扣。虽然事情不起眼，却在日本掀起新一轮反腐风潮。 不满情绪达到顶点的2009年，“脱官僚”一词应运而生。同年夏天，在一场反世袭、脱官僚的变革中，日本政权实现更替，民主党上台。“大家本来对于新面孔充满期待，但还是失败了，可能缺乏经验的政党还是没有办法执政吧。而且民主党内部派系斗争很严重。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也很难处理。”加茂对此解释说。 王升远则认为，日本的官僚体系、派阀政治和家族势力导致日本政治利益集团日趋固化了，政治生活丧失了应有的活力。“福岛核泄漏事件后，媒体披露的核电站建设决策过程充分印证了这一点。” 在波云诡谲、人言可畏的日本政坛，呼声最高的安倍接班人是小泉进次郎——小泉纯一郎的儿子，目前担任自民党第一副干事长。但现年37岁的他，距离“接班”为时尚早。好在，即便高层不稳，日本社会依旧可以照常运转。很多人形容，论国家治理，日本达到了“无人驾驶等级”水平，作为驾驶者的政治家就算不介入，汽车依旧可以完成公路中转弯、换车道等一系列动作。 7. 令和时代，日本如何自处 外部世界的剧烈变化，也给成长于平成时代的日本国民带来极大冲击。 “平成时代是一个让日本寻找应当如何与国际接轨的过程。也是在这30年间，日本才真正开始融入到国际社会中。”加茂如此形容，主要原因是背后的国际格局变了。 “1989年之前，虽然日本也拥有和平的现状，但还是把国家安全放在首位考虑。我记得日美同盟刚刚提出的时候，很多人觉得‘同盟’这个词很敏感，都会回避使用。但这之后，整个国际环境发生了剧烈变化，我们因此也不断学习和适应。”加茂说。正是通过这样的融入，日本在国际社会形象良好，如今的免签证国家和地区数量达到190个，为世界第一。 作为身边的庞然大物，中国的崛起对于日本的影响比想象中更深远。“对我来说，平成时代印象最深的时候是2008年。一个是西方发生了金融危机，另一个是中国成功举办奥运会。那个时候我深深感到，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完全不同了。”加茂说。 作为日本知名的中国问题专家，1972年出生的加茂以亲身经历进行了回顾。“跟我的时代相比，现在学中文或中国事务的学生，其实并不了解‘穷的时代’的中国。所以他们感兴趣的点和我不一样。”他进一步解释说，“我的时代，看待中国的时候主要是好奇，比我小五岁的人会觉得学中文是可以赚钱的，但前提还是日本更强。但现在的人，学中文可能是为了获得未来生存的机会。这是因为日本的力量变弱了。” 1981年出生的驻华记者宫崎向《凤凰周刊》回忆，2000年上高中时，他的数学老师建议，学中文会更好找工作，于是他选择了东京外国语大学中文系。2005年毕业时恰逢日本就业冰河期，他却顺利找到知名媒体的工作，并在2011年9月成为该公司首位30岁以下的驻京记者。 2003年，还在读大学的宫崎第一次访问北京、青岛等城市，“那时将要举办奥运会的北京到处都在建高楼。这简直像是我在课本里学习的日本战后高速发展时的样子。另外，中国的大学生都在刻苦学习，跟天天出去喝酒玩耍的日本大学生完全不一样。我不得不反思自己的大学生活。” 王升远认为，平成30年中，面对中国在东亚和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中的强势崛起，如何在中美两大国以及在世界多极化动向之间、国家利益和外交自主之间寻求外交平衡感，是未来日本外交的首要命题。 平成的最后几天，安倍去华盛顿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还创造了一张“经典合影”。照片中，特朗普夫妇把安倍夫妇“挤出”红毯。本想走近一点的安倍据说还被特朗普喊了一声“stop（停）”。日本网友似乎察觉到了“真相”：日美关系或许没有安倍标榜的那么好。 加茂说，海湾战争时日本出钱不出力，结果受到国际社会的批评，我们就开始反思了。“根据各方反馈，日本逐步修改对外政策，加上周边形势发生了变化，我们的重心从应对来自苏联/俄罗斯的威胁，到朝鲜半岛的安全，现在转为与中国相关的议题，例如台湾和海洋议题。” 藤原则对现任首相丝毫不感兴趣，他欣赏的日本首相是田中角荣，理由是“敢和美国叫板”。问他对令和时代有什么希望？“世界和平。”他脱口而出。看我笑了，他赶紧补充说：“这不是漂亮的场面话，是真心希望的事。令和时代，日本最大的挑战不是国内的事情，而是中美大国的博弈之下，日本未来该如何自处？所以，我希望当日中两国的和平使者。” （应受访者要求，藤原、宫崎、田中为化名） *原文刊登于《凤凰周刊》第687期，完整版请购买杂志阅读。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凤凰周刊智库（ID：fhzkzk），作者：关珺冉、王瞻，标题图来自东方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