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学人君 學人Scholar 学人君按：阅读是精神的远足，严肃阅读是智力的操练。为肉身所累的人困居一隅，精神却可凭一纸之力穿越古今、横亘东西。而在茫茫书海中披沙拣金、俯身寻贝时，同行之人的阅读踪迹，或许是一份可供借鉴的宝贵地图。 在2021年岁末，学人君继续邀请五十余位来自多个领域，以阅读、思考及写作为志业的“读书人”，梳理本年私人书单，并附以点评。所选书籍，凡两百余本，主题各异，偏于学术但不废通俗。经汇编整理，将分数期推出。 第四期私人书单汇编主题为“知识人”，文中分知识人、回忆录两部分。图书分类、排序大体按内容所属主题、时间，但一些“模糊地带”只能“模糊处理”，还请读者知悉。 往期书单： 本期荐书学人 （依照荐书顺序排列） 严 泉 杨海亮 黄文治 吴远鹏 吕文浩 徐颂赞 宋晨希 刘悦笛 梅剑华 封 龙 唐小兵 李 腾 田少颖 马 勇 胡江涛 知识人 《开路先锋：张謇》 罗一民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2021 严泉： 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从1860年开始的现代化进程，除了当代中国的中后期发展阶段以外，还有清末民初的早期现代化阶段。相对于传统治理资源的争议性，近代本土资源对于一个国家的治理现代化来说，其实更具有充分发掘的现实价值。同样地，作为现代中国立国者的张謇，一直以来，他的历史遗产是被低估的。不仅于此，在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社会，张謇还是一个富有争议性的历史人物。21世纪初重新发现张謇的时代意义，不仅是在学术研究层面，更为重要的是一种治理现代化近代本土资源的再发现。身处一个改革的时代，对于有理想的改革者来说，寻觅可以效仿的改革先驱无疑是非常重要的。此类改革先驱不仅是本土化的，而且必须具有全国乃至世界性的价值。在治理现代化的本土资源开发过程中，重新发现张謇，意味着对张謇的历史评价的新认知，更重要的是，我们能够从张謇身上获取源源不断的改革力量。作为21世纪初期南通主政者的罗一民，对张謇的政治家定位做了很好的概括。 《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 王晓明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 杨海亮： 业余文史研究者 关于鲁迅，我们已经知道很多；关于鲁迅，我们其实知道很少。长期以来，我们所知道的鲁迅，都是“人家说的鲁迅”。王晓明先生的《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呈现给我们的，同样也只是他心中的鲁迅——“代表了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知识界努力冲破启蒙话语，力图回到‘鲁迅本身’，从个体生存的心理结构和思想困境的角度去重新解读鲁迅的重要尝试”。 在谈鲁迅时，作者把较多笔墨放在了鲁迅的精神痛苦和思想悲剧上。字里行间，与其说是鲁迅的“绝望的抗战”，不如说是作者的“尽情的宣泄”。作者说：“我想要打破那一味将鲁迅往云端里抬的风气，想要表达对鲁迅的多样的情感，不仅仅是敬仰，是热爱，还有理解，有共鸣，甚至有同情，有悲哀；我更想要向读者显示生活的复杂和艰难，不仅仅是鲁迅，也是我们自己，不仅仅是过去，也是现在和将来。”应该说，这本传记的写作，基本达到了作者的预期。阅读中，你能充分感受到鲁迅对中国国民性的痛切诊断、对中国现实的绝望观察、对传统文化弊端的深刻指正、对现代中国发展的痛心疾首……换言之，“鲁迅的透彻”，绝不虚传。同时，作者跟随鲁迅在打、在斗、在拼，在翻滚、在沸腾、在咆哮，似乎，作者已是鲁迅的“代言人”。 鲁迅的思想当然是复杂的，鲁迅的情感当然是丰富的。可再复杂、再丰富，鲁迅终究只是一个“普通人”。鲁迅研究中，过度阐释有愈演愈烈的趋势，甚至不单是鲁迅自身，连鲁迅笔下的任意一个角色，它们的内心世界也常常被研究者视为“无底的深渊”，这是有必要注意和警惕的。 《瞿秋白與跨文化現代性》 張歷君 著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20 黄文治： 安徽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瞿秋白是中共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关于瞿秋白的研究曾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形成热潮。张历君教授摆脱了惯有的“冲击——回应”思维模式，以一种思想史的写法进入瞿秋白思想的内在逻辑当中，追问“革命者”何以生成的根源所在，无疑为中共党史人物研究的开拓，提供了新的思路与启发。 《寻找·苏慧廉》 沈迦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 杨海亮： 业余文史研究者 “中国给了我们茶，我们给了他们鸦片，没有人可以说这是一个令人满意的回赠。”这是我在阅读《寻找·苏慧廉》后，印象最深的一句话。 因为个人的教育背景，很长一段时间，我对《圣经》、上帝、基督教、传教士种种，几乎没有好感。而对西方人在中国办的医院、学校、教堂等，同样充满反感，因为它们不过是“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侵略的堡垒”。后来，慢慢明白，这种“反感”虽不无依据，也不免笼统和偏颇。 辛丑冬月，读完沈迦先生的《寻找·苏慧廉》（修订版），这是我第一次全方位、零距离走近一位英国传教士——苏慧廉（William.Edward.Soothill）。作为传教士，苏慧廉前后在中国生活30年，是个名副其实的“中国通”。苏慧廉的一生精彩纷呈，也跌宕起伏。传教、行医，开办戒烟所，创立定理医院，担任山西大学堂校长，出任牛津大学汉学教授，撰写《李提摩太在中国》《中国与西方》，等等。毫无疑问，苏慧廉是成千上万传教士中出类拔萃的一个。 同时，由苏慧廉的经历，牵引出中国十九世纪中后期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不少重要人物、重要事件，从而“折射出动荡时代教会、士绅、民间等不同权力的颉颃，社会思想的裂变，以及纷繁复杂的中西关系迷局”。作为个人，苏慧廉对中国和中国劳苦大众有着真挚的感情。他说：“中国的未来需要耐心，也需要持续的同情。”今天，我们以一种冷静而审慎的态度回顾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在中国的传教史，也算是开启了一扇观察近现代中西文化交流史的不大不小的窗口。 《重思胡适》 任剑涛 主编 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 杨海亮： 业余文史研究者 胡适是一位由传统走向现代又在现代中守护传统的知识分子。这实际上导致胡适处在一个尴尬的中间位置——“亲和传统的人士，对胡适切齿痛恨；支持现代的人士，对胡适缺乏创造备感遗憾。”可胡适就是胡适，不温不火，不党不偏，“不降志，不屈身，不追赶时髦，也不回避危险”。 《重思胡适》由任剑涛先生主编，汇集了九位学者关于胡适研究的论文。九位学者中，欧阳哲生是比较公认的胡适研究专家，其余几位是胡适研究的“门外汉”。可“门外汉”之说，不等于“胡说”。相反，将胡适与他们各自的专业关联起来，因为视角不同、见解不同，反倒对胡适的解读别开生面。况且，除了切入的角度十分别致，研究的态度也十分诚恳，“汇聚了写作者的深入思考和专业见解”。其中，有的论题在以往胡适研究中较少涉及或重视不足，为他人做相应研究起了抛“砖”引玉的作用。 “1962年，胡适去世；1962年，我们出生。”这本论文集还有一个特别之处，即写作者都是1962年出生，属“1962学人”。将胡适的去世与他们的出生关联起来，催生两者之间的契合关系，这显然很牵强，甚至可以说是“胡诌”。但“1962学人”毕竟是一个群体，是这个群体的共同代号，哪怕代表的只是少数，他们的“重思”也是有意义的，他们的“关怀”也是有深度的。“重思胡适，持续关怀”，于当下，于将来，都是一个可谈而且必要的话题。 《胡适考论》 席云舒 著 商务印书馆，2020 吴遠鵬： 独立学者 （下滑阅读全文）上世纪90年代以来，胡适研究逐渐成为大陆学术界的一门显学，李慎之先生的“20世纪是鲁迅的世纪，21世纪将是胡适的世纪”的著名论断广为传播，就是一个明证。不过由于胡适1949年离开大陆，一直到去世，都是在海外羁旅，如果加上早年在美国留学和出任驻美国大使的时间，胡适在大陆之外的时间占到他生命历程的三分之一，因此给海外学者对他的研究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和便利。相较于海外的余英时、唐德刚等大家的著作，大陆的胡适研究更多的是介绍性的，观点相因，难出新见。席云舒先生的这本新著《胡适考论》，却让人有耳目一新之感，实属不易。 从本书的卷首《我是怎样走上胡适研究的道路的》（代序），我们可以知道，席云舒先生花了数年时间，搜集到大量的胡适英文佚文，包括150余篇胡适生前在海内外英文报刊上发表过的文章、80余篇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和台北胡适纪念馆等学术机构收藏的英文手稿，总数达到240余篇，这使得胡适英文著作篇目比之前已知的增加了一倍。这些英文佚文，绝大部分都是前所未见的重要学术资料，引起了学界的广泛重视。此外，席云舒先生还搜集到两万余份海外英文报刊对胡适的报道，这些报道披露了大量不为人知的胡适海外经历和他在海外各种机构演讲的内容，史料价值不言而喻。本书的所有论断，都是建立在这些新史料的基础之上的。 《康奈尔大学胡适的成绩单与课业论文手稿》是一篇重要的考证文章，是本书的一大亮点。席云舒先生根据2014年康奈尔大学官方发布的胡适“成绩单”和1910至1915年康奈尔大学的《课程大纲》等第一手英文资料，逐一考证出胡适在康奈尔大学期间每学期的选修课程，并与《胡适留学日记》等相互参证，还原了胡适的整个留学生涯的历史。这一考证还顺带明确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藏胡适档案中胡适在留学时期的18篇课业论文手稿的写作时间，这是之前的研究从未解决的问题。从考订后的课程表我们可以明确知道，胡适留学时“曾系统地接受过16-19世纪英国文学和自古希腊以来的西方哲学教育”。这真正是胡适研究的奠基性工作。从此以后，任何关于胡适思想的论述和研究，都不得不生发在这一基础之上。 在《胡适“中国的文艺复兴”思想初探》一文中，席云舒先生根据新发现的胡适1946年在康奈尔大学的6次演讲《中国近世的理智再生》、1956年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10次演讲《近千年来的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等英文手稿，认为胡适思想有一个宏观体系，这个体系就是“中国的文艺复兴”。这个体系从1917年留学归国开始，到他晚年在美国与台湾的演讲为止，经历了四十余年的思想演变过程。席云舒先生通过系统地梳理胡适“中国的文艺复兴”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指出其要义在于促使中国摆脱各种古代教义的束缚，进入一个人文情感、理性精神、自由精神的再生时代。唯有如此，“我们的文学才能成为真正的‘人的文学’，我们的学术才能成为科学的学术，我们的社会才能建成自由的社会，我们的政治才能建成民主的政治；只有人文情感和理性精神的全面复苏，我们才能脱离古代社会，进入现代社会。”席云舒先生认为，胡适“中国的文艺复兴”思想，不仅可以看作他思想的一个总纲，也是他为中国走向现代化提供的一整套方案。它不仅揭示了中国思想史的发展规律，更揭示了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内在动因。 席云舒先生以胡适“中国的文艺复兴”思想来统领胡适思想的演变过程和最后归宿，当然是其胡适思想研究的一大创见，这一建立在新材料基础上的新阐释，将胡适研究推进了一大步。但窃以为，胡适的这一思想似乎也还有可斟酌、可完善的地方。 胡适“中国的文艺复兴”思想受欧洲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影响而提出的，是显而易见的。胡适将中国思想史分为三个主要时期，每个时期大约各占一千年，第一个时期从先秦的《诗经》和诸子百家时期直到西汉，是中国本土文化的原生时期，也是人文主义、理智主义和自由精神的勃发时期，《诗经》中的“国风”表现的是世俗的人文情感，孔子、孟子崇尚理智，而百家争鸣则体现了一种自由争鸣的精神；第二个时期从东汉以后至唐代，是一个以舶来的印度佛教为代表的中古宗教时期，也是世俗的人文情感、理性精神、自由精神被禁锢的时期，宗教情感取代了世俗情感，对儒道释教义的信仰取代了理智，对宗教教义的阐释取代了思想学术上的自由争鸣；第三个时期从宋代以后直至清代，是中国本土文化的再生时期，也是人文主义、理智主义和自由精神的再生时期。这个再生时期又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宋代程朱理学对中古佛教的怀疑与反抗，二是程朱理学又被定为一尊之后，明末毛奇龄、胡渭、阎若璩、颜元、李塨等对程朱理学的怀疑与反抗，三是清代汉学家通过逐渐发展起来的科学的考证学方法对宋学的冲击；在这一过程中，还伴随着文学作品中世俗情感的觉醒。这种世俗情感和怀疑精神、批判精神、思想独立精神的再生，所体现的正是“中国的文艺复兴”的精神。这样一种划分，给人一种“大而化之”的感觉，而且每个时期时代的复杂性、思想的复杂性，似乎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剖析。还应该指出，胡适关于“中国的文艺复兴”思想的表述，大部分来自于演讲，而不是学术著作，而且这些演讲大都是在海外，是针对海外受众而发，具有向国外人士阐释、推介中国传统思想和历史的意味。这也是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 胡适认为，中国宋代以来的三次“文艺复兴运动”都是不自觉的，因而都没能取得成功。五四新文化运动把“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由自发转变为自觉。新文化运动“通过文学革命和白话文运动，建成言文一致的国语，把白话文学确立为文学的正宗，让全体人民能够平等地接受教育，使整个民族的人文情感、理性精神、自由精神和科学精神得到全面复兴，从而引导中国走向充分的现代化”。这一过程至今仍然远未完成，仍在进行过程中，甚至可以说经历了巨大的反复，这个“不自觉”“自觉”的说法似乎也有待进一步验证。 胡适有关中国现代化的思想的研究是本书的又一亮点。胡适曾因提出“一心一意的现代化”“全盘地吸收西洋现代文明”而成为被猛烈攻击的对象。席云舒先生详细分析了胡适有关中国现代化的思想，结合吉登斯、哈贝马斯、福柯、康德、韦伯等西方学者的思想和哲学话语，认为胡适所提倡的“人文主义与理性主义的中国”的观点不仅没有过时，反而值得我们深思：我们面对的并不是一个理性膨胀的时代，而是一个理性缺失的时代；无论是欧洲基督教文明，还是中国传统的儒家文明，都是一种“信仰的文明”，而信仰是古代社会的标志，理性则是现代社会的特征。席云舒先生认为，在“现代性”问题上，如果无法认识到人类从古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历时性以及中西社会“古今之变”的不同步性，就会陷入历史错位带来的认识误区。“只有人文情感和理性精神的全面复苏，我们才能脱离古代社会，进入现代社会。”话虽说得曲折，却是真知灼见。 《陈梦家先生编年事辑》 子仪 著 中华书局，2021 杨海亮： 业余文史研究者 男的有才女的有貌，叫“男才女貌”，陈梦家与赵萝蕤便是这样一对；再反过来，男的有貌女的有才，叫“男貌女才”，陈梦家与赵萝蕤也是这样一对。陈梦家有才，又帅，还有一位“始于颜值，敬于才情，合于性格”的佳人相伴，也就格外引人羡慕。如果你和我一样“羡慕”陈梦家，当然要去了解他、接近他。 为了陈梦家，撰者子仪作了一场“特别的阅读和行走”。在这场“阅读和行走”中，子仪付出了很多心血。心血一点一滴汇聚，最后凝成这本厚厚的《陈梦家先生编年事辑》。编撰年谱，最重要的是资料的收集，而收集资料，尤其不易，单是缺少一本要查的书，就足以让人焦头烂额。所以，对那些年谱的编撰者，我始终充满深深的敬意。 这本40余万字的年谱，可以阅览陈梦家的一生。从家庭成长到爱情婚姻，从诗歌创作到甲骨研究，从交游往来到时代风云，都有比较全面的反映和相当连贯的记叙，特别是关于陈梦家重要的学术活动、著作、观点，他与胡适、顾颉刚、朱自清、冯友兰等人相互讨论切磋的材料，征引丰富，剪裁得当，可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基础。同时，撰者通过他人的日记、回忆等，反映陈梦家的为人处世、治学交友等，比较立体地再现了一个颠簸在社会风浪中、生活在优裕家庭里，受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化影响的一个有思想、有气质、有个性的知识分子。哪怕单是为了陈梦家，这本年谱也是值得一读的。 《戈公振年谱》 涂鸣华 王小杰 著 人民出版社，2021 吕文浩：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戈公振（1890-1935）在实际新闻工作和中国新闻史研究两方面均有重要贡献。早在1990年就由戈先生家乡的文史工作者洪惟杰先生编了一本《戈公振年谱》。最近30年间，阅读旧报纸已经较为方便，辨识戈先生作品的工作也取得了很多进展，数据库的使用更是大大扩充了相关材料的范围，此时很有必要重新编一本材料详实，全面反映戈先生生平事迹的新年谱。涂鸣华、王小杰先生在国家社科基金的资助下，辛勤搜集资料，客观、完整、系统地记录谱主各个时期的生平历史，包括学习工作经历、社会活动、人际交往、发表作品等。希望在这本年谱出版后，有人能编校一套《戈公振全集》，为更多的研究者提供方便。 《卢作孚文集》 凌耀伦 熊甫 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徐颂赞： 青年学者、作家 卢作孚是读书人里的企业家、企业家里的教育家，也是我心目里现代中国读书人“经世致用”、“行胜于言”的典范之一。2021年春夏之交，我走访了重庆北碚、合川、成都等地，参访卢作孚故居、民生大厦，也去看了卢作孚曾支持过的梁漱溟、晏阳初、陶行知等先生的办学旧址。 卢作孚最开始是位教育家，早在1924年，他就担任成都通俗教育馆首任馆长，致力于面向老百姓普及教育。后来踏入企业界，又白手起家，把一家地方小公司，打造成全亚洲最大的轮船公司之一。在抗战期间，他率领民生公司参与运输超过100万吨物资，抢运150多万国民，为此牺牲100多位员工，16艘船只遭炸毁，为挽救国难而损失巨大。 他还在公司里面专门为员工造了一个图书馆，鼓励他们在业余时间发起各种各样的兴趣社团。另外，民生公司也经常邀请当时有名的学者前来讲学，比如邀请经济学家马寅初讲“战后中国经济之前途”，《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来讲时事政治，陈独秀讲“人类进化程序及国人应有之努力”，作家茅盾讲“如何读小说”，戏剧家陈锃讲“中国戏剧与中国舞台”等等。 除了民生公司，卢作孚还参与筹办、投资或建设了多间学校、医院和博物馆，创下很多个“第一”，比如创建了当时中国唯一而且规模最大的私立科研机构——中国西部科学院。他还兼着瑞山小学、兼善中学的职务，这些并不是挂个虚名而已，而是实实在在的参与。比如，他在其他金融公司兼任董事时，会有不少津贴，但是收到后就把支票转捐给这些中小学。 读《卢作孚文集》，全书无甚高论，也没有精细微妙的思想争辩，只有他无止尽的做事和行动，从提醒民生公司的报告要数字精准，到调研木船、茶房、航运业、股东协商、东北问题等等，再到分析中国人的国民性，以谋求建立现代的团体生活，他对这些都有理性平实的分析和言说，颇有墨家那种“摩顶放踵”、四处奔走，又低调拼命、不求闻达的风格。 尽管卢作孚的生命尺度只有60年，但他在“教育救国”和“实业救国”上，都把创业精神或企业家精神发挥地淋漓尽致。一旦拥有这种精神，不论是做教育还是办企业，都可以从零开始或者无中生有。如果这种精神消逝，已有的教育体系或者物质财富，都会陷入内卷和衰亡。 《钱锺书的学术人生》 王水照 著 中华书局，2020 宋晨希： 资深媒体人，书评人 一直以来，人们都是通过钱锺书诙谐、傲气的性格以及《围城》小说、电视剧来了解钱锺书。有一些文学爱好者或研究者，则会阅读他的《宋诗选注》《谈艺录》《管锥编》《人·兽·鬼》。 众所周知，钱锺书是近代少有的大才子。他英、法、德、希腊、拉丁语俱佳，西方文学、名言可以信手拈来，对中国传统古籍更是达到默熟于心的程度。 不过，他的才能与其传世作品相比，其实非常悬殊。从2003年开始，一直到201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钱锺书中文、外文手稿集，竟多达72巨册。这都是钱锺书从牛津大学读书时，阅读书籍所记下的笔记和思考。由于历史原因，这些笔记并未转化成著作。再加上这些笔记采用的是影印方式，钱锺书的字迹较为潦草，难以辨认，若非钱学专家，兹难阅读。但是，其中所蕴含的钱锺书横贯中西，打通古今的学问和想法，却是弥足珍贵的。本书很大一部分篇幅，正是介绍这些笔记里与宋诗有关的内容。 本书作者王水照应该是现在最有资格写钱锺书的。首先，他与钱锺书相交38年，对钱锺书的人格和学问有深入的了解；其次，王水照是宋代文学研究专家，其对苏轼、欧阳修以及宋代诗词、散文的研究，已成为相关领域的必读书目（今年，王水照先生还出版了一本专著《北宋三大文人集团》，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7月，也同样值得关注）。因此，王水照更能理解钱锺书有关宋代文学研究中的独特之处，虽不敢言陈寅恪所说“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但是相较他人，王水照更有资格评说钱锺书有关宋代文学研究的价值。 当我阅读完王水照对钱锺书宋诗研究的介绍，我一直认为，如果把钱锺书的相关研究汇编出版，是完全可以改写宋诗研究乃至中国文学史书写脉络的，对一些作品，文学界也会重新进行评价。比如，此前很多人对钱锺书为何在《宋诗选注》里不选文天祥的《正气歌》，有颇多推测。王水照通过阅读中文笔记和《容安馆札记》发现，钱锺书认为《正气歌》借鉴了石介《击蛇笏铭》的形式，并无创新，而且逻辑亦有问题；再比如，钱锺书考证了《夜宿寒山寺》一诗非李白所作；韩愈的《原道》开启了八股文机调等。 可以说，本书是我认为迄今为止，了解钱锺书手稿以及宋诗思想最重要的著作。 现在，有一些“钱学”爱好者正在对钱锺书手稿进行辨读，据我所知的就有“视昔犹今”在新浪博客，“锺书掠影”在公众号对《容安馆札记》的辨写（有意思的是，很多学者也是通过他们的整理进行阅读和研究）。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人们会重视钱锺书的笔记，并运用其资料推进中国文学、史学的研究。 《思路：李泽厚学术年谱》 杨斌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 刘悦笛：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 本书是著名哲学家、思想家李泽厚先生更为完整的学术年谱，在2016年出版的《李泽厚学术年谱》基础上扩充增订而成。作者杨斌一直致力于李泽厚先生研究，此书积其四十年阅读积累，十数年与谱主密切交流，尽可能广泛占有文献资料，大量运用第一手交往信息和真切体验，从而深入细致、系统完整地梳理出李泽厚学术思想的来龙去脉和发展进路，试图全面呈现李泽厚学术思想、学术活动、学术交往以及来自学界的各种学术评价。而且，此谱又经李泽厚先生本人几番审读修订，使得该书具有相当重要的史料价值。 这是一部李泽厚学术思想研究的重要资料著述，叙纷繁事件，条分缕析，用料扎实，秉笔直书，致力于对李泽厚学术思想宏阔体系的爬梳阐述。还有来自数百封友朋信件的私人交谈，还原学术活动场景，让读者在领略一代哲人思想魅力的同时，还可窥见谱主丰富复杂的心灵世界。 通过一位本土思想家的学术流变，可以折射出二十世纪中叶到现代的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从启蒙与救亡、实践美学、人的主体性、儒学四期、文化心理结构、西体中用、巫史传统到情本体，李泽厚思考过每一个历史时间结点上所出现的大问题。在2011年北京大学举办的李泽厚思想研讨会上，我曾经提出——“李泽厚像谁？”——的问题：从马克思主义本土化角度来说，他像“西马创始人”卢卡奇；从对80年代的广泛影响来看，他像“青年导师”萨特；有人说他还像中世纪的阿伯拉尔，曾是“思想黯淡时期寥落孤星”！ 《我的几何人生》 [美国] 丘成桐 / [美国]史蒂夫·纳迪斯 著 夏木清 译 译林出版社，2021 梅剑华： 山西大学哲学社会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这本书难得记录了丘成桐先生的一生经历。童年颠沛流离、少时生活艰难、北美闯荡，成就纷至沓来，27岁证明了卡拉比猜想，随后是正质量猜想、弗兰克尔猜想、史密斯猜想、镜像对称猜想……作为世界级的数学家，他拿到了40岁以前数学家的最高荣誉：菲尔兹奖，又拿到数学终身成就奖：伍尔夫奖。取得巨大成就同时，他的一生亦充满各种争论，与老师陈省身先生，与学生田刚教授，其争议广为人知，又扑朔迷离，他还就建设大型粒子对撞机与杨振宁先生争论。 丘先生是真性情之人。为人为学，少有坚持自己原则到底的人。当他回忆起一次专程从波士顿飞到加州拜候陈省身先生的时候，“陈先生一个人坐在客厅里，将刚完成的一本书放在茶几上。夕阳西下，我走进客厅时感觉自己就如向由马龙·白兰度在电影《教父》中扮演的维托·柯里昂先生求助一样。”但是，丘成桐自有反思“在美国的学术界，绝大部分年纪老迈的学者都不再企图去影响年轻人的学术方向，但在国内，‘愈老愈强’似乎是正道。” 对陈省身的培养他铭感于心，但“到了1970年代的后期，即他助我到伯克利的十年之后，我终究走上了自己的路。”他没有接陈省身的班担任伯克利数学所所长，而是东去波士顿任教于哈佛大学数学系。“走我自己的路”也是新近辞世的李泽厚先生在八十年代末一本论著之名。作为学者，能走自己的路，还走成了自己的路，不容易的。丘成桐先生的父亲丘镇英先生是香港沙田崇基书院（香港中文大学前身）教授，有《西洋哲学史讲义》行世。我是先读到《西洋哲学史讲义》，后知丘成桐。 《近代史学家生平探微》 宗亮 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2020 吕文浩：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这本书的主体部分，是青年学人宗亮在武汉大学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期间发表于《中华读书报》《博览群书》《东方早报》《南方周末》等文化类报刊上的短文，收入这本文集时参考各方意见有所修订，并补充了一些新发现的材料。作者尽管很年轻，但腹笥丰赡，宛若成熟学人，对近代学人的文集、日记、书信等材料尤为熟稔。他心思极为细密，善于在别人不大注意的地方寻找新的写作素材，或挖掘出大人物鲜为人知的一面，或填补学界通常忽略的次级人物的空白，所叙史实往往既详细又有趣味，并不让人有猎奇之感。举例言之，考古学家夏鼐和西方文学学者夏鼏（音mì）同为清华学生和温州同乡且有相当交谊，在他们年轻时就常常被人混淆误辨，后来的研究者也有将两人的事迹混为一谈者，宗亮多方钩沉史料，居然把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普通人夏鼏的生平经历基本完整地勾勒出来了，而且使一个变动时代青年学人的所思所感跃然纸上。有人可能看不上这些没有发表在专业学术刊物上的小文章，也有人笼统地归之于“学术随笔”。但收入本文集的这些文章，选题之新颖，材料之丰富，推断之严密，绝不是坊间流传的以通俗和抒情见长的“学术随笔”能够望其肩背的。以这些文章的学术含量而言，实在可以归之于短小精悍的“读史札记”。作者有真才实学，但为学为人颇为低调，连书名“近代史学家生平探微”都显得那么不起眼。甚望不了解实情的读者朋友能够关注这本书和这个有潜力的青年学人。 《卡尔·马克思》 [英] 以赛亚·伯林 著 李寅 译 译林出版社，2018 封龙： 出版人，壹卷工作室主任 以赛亚·伯林以谈话见长，以散篇论文名世。他的专著极少，但这部《卡尔·马克思》，是他杰出的学术传记，在第五版的编者前言——执笔者为他的编辑亨利·哈代——中评价本书：“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是对传主的生平和思想最出色的、最简明扼要的阐述。”这是一个思想家评论另一个思想家。这本书之所以重要，是他并不作为什么主义者，只是以思想来认识、评述思想。其中有他的赞扬，有他的佩服，当然也有他的揶揄，有他的看法和评价。一部好的思想人物的传记，不仅是要客观，而是从客观见思想，既见传主，也见撰者的思想。甚至可以说，只有他的对手更有资格来议论他。 伯林在本书中还是尽力维护了马克思，且同时回避了哪些明显的争议。比如，伯林认为，“马克思试图就‘资本主义体系的兴起和即将到来的衰亡’提供‘一种完整的描述和解释’”。至于是否成功，是否同意，包括对马克思主义者们的情况，都采取一种存而不论的方式回避掉。正如伯林自己说的：“马克思应该被允许用他自己的话来表达自己的想法。”这也正是伯林的马克思不同于其他人笔下的马克思。 《西蒙娜·薇依：为万般沉默放行》 林早 著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21 唐小兵：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作者错落有致地展现了薇依的生命历程、政治实践与精神世界，后者宁可放弃出身贵族的优越生活，而将自己放置在最艰苦的人群和境地去感同身受地承受世界的苦难的选择，并为陷溺在困境中的人类探寻精神的出路，这深深地打动了我，这才是真正的左翼知识人和贵族精神，作者可谓薇依的隔代知音。 回忆录 《李泽厚对话集·浮生论学》 李泽厚 著 中华书局，2014 封龙： 出版人，壹卷工作室主任 今年离开我们且值得纪念的人，当然有李泽厚先生。他是我看来目前国内可称“思想家”唯一的人。他的思想原创性，甚难找到接班人，他的世俗影响自然来源于《美学四讲》一类，但他的思想集大成的，是他的哲学。当然，有很多人不同意他的“吃饭哲学”，认为这将知识分子的堕落合理化了，但我想，这未必是李泽厚的原意，他是以哲学家的身份提出一个通俗的观念，意义上是指向人类不可摆脱的动物性，无论愿意或不愿意，都很难超越。 这本《浮生论学》是根据他在2001年与陈明的对谈录音整理出来的文字。在这里面，谈论甚广，让我们可以从一个哲学家、思想家的日常看到他的思考、阅读、关怀，更从他和陈明的一来一往中，看到李泽厚的性情。他是确实做到季羡林那句“真话不全说，假话全不说”。对于不能说的就不说，但对于说出来的基本都是直言不讳。他是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文化偶像，他的谈论呈现出来的，也同时就是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文化场景。后生晚辈，正可一读，这是饶有趣味的一本书。 《我死过，我幸存，我作证》 邵燕祥 著 作家出版社，2016 吴遠鵬： 独立学者 《我死过，我幸存，我作证》是邵燕祥先生在83岁高龄时推出的一部著作。该书卷首《作者的话》说“历经忧患的生还者也都渐渐老去，这就是我为什么如此急切地写出来，献给健在者和一切敢于直面历史的同时代的人”。 邵燕祥先生（1933-2020年）是中国当代享有很高声誉的诗人、作家。他的诗歌和杂文抨击时弊、直面生活，具有鲜明的启蒙理性色彩，以深邃的反思性、批判性著称，被称为“中国文学界的良心”。 在这本书中，邵燕祥先生以亲身经历为基础，以真诚、细腻、沉静的笔触，记述1945年至1958年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和自己在这一段历史中的曲折、沉浮。这是继2014年出版的《一个戴灰帽子的人》，回忆自己1960年至1965年的六年“右派”时光之后，又一部“用真实给历史留下一份见证”的著作。 1957年初，邵燕祥先生在报刊上发表王蒙小说的读后感《去病与苦口》和呼应公刘《西湖诗稿》的《忆西湖》，正是这两株“毒草”，让他“死在1958”——“1958年2月，我被迫在定案材料上签字，接受定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结论：开除党籍，撤职降级，下放劳动。”这本书就是作者由对新时代的憧憬、亲历、努力，到最后为时代所碾压的历程的真实写照。 相对于宏观的大历史叙事，现在人们更加重视个人的历史叙述，普通人真实、鲜活的历史，才是真正有血有肉的历史。书里的许多观点，是邵燕祥先生经过长期的咀嚼和反刍，在细腻、客观描写具体事件经过时，更多地反省自己对有关情节当时的认识和感受，以及现在的认知，是非常珍贵的个人命运史、心灵史，是一个真正的知识人对历史的深刻反思。在作者看来，“那是一段自由与不自由交替的岁月”，因此希望读者特别是年轻读者“更多的了解那段历史”。这是一位文化老人在暮年之际，在深刻反思之后写下的警世之言。 《讀史閱世六十年》 何炳棣 著 商務印書館（香港），2004 李腾： 上海师范大学世界史系讲师 这本书最早是在大学毕业那年读的广西师范版，印象最深的是“不是新年不汝宽，当今学术贵精专。陶公尚把分阴惜，今比陶公百倍难”。在从而立到不惑的中间点上重读此书，也是希望从别人走过的路途中寻得一些可能的慰藉与经验。何炳棣的一生是极有规划的一生，从少年时就基本选定了自己的道路，并且在做任何重大选择时都有非常清晰的目标、极为坚定的意志以及雷厉风行的执行力，这样的性情不得不说是从小良好习惯的养成，以及内心极其强烈的安全感。虽然很多人觉得他过于刚强，但我却更欣赏这样直来直往且内心坦荡的人物。少年时，我读此书时受影响最大的是要做第一流的题目、要从制度史入手、要在文字写作（特别是英文写作）上有三分从容，甚至一度也想从西学跨回中学去。时隔十四年再读一遍，也是为自己站在人生的中间点上梳理来路，以寻觅前途。 《周弘：在“茶”与“咖啡”之间》 周弘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 田少颖： 推荐人简介 （下滑阅读全文）在自传中，周弘教授回顾了自己的生活和学术道路。她自幼年就颇具独立谋划和执行能力，读小学时多次自己办理转学；初中时被工宣队关进“坏孩子学习班”，被放出来时未接受升学机会，而是选择到延安地区上山下乡三年半。她见识了农村地区的贫苦，通过主动挑战艰苦劳动，获得上大学机会，自此和学术工作结缘。1980年代，周弘在美国“洋插队”，历尽辛苦学习社会史，博士论文选择了社保研究领域，在不惑之年拿到了国际承认的学术通行证。博士毕业并回国之后，她承担了国外社保体系研究课题，组建了国际化团队，按照社保是工业化的派生制度的思路，通过对世界各国社保体系的比较研究，对中国的社保体系建设提出政策建议，在中国社保改革这场革命中观察国家如何成为最大的社会组织以及中国社保体制二元制的合理性与不得已。此后，周弘教授又结合国家发展需要，研究对外援助与中国转型问题，发现从马歇尔计划重建西方市场，苏联东欧对华援助时期开始，中国的发展就和接受外援和提供对外援助不可分割，改革开放以来，外国就是通过对华援助了解了当代中国，建立起基本信任，开始对中国进行投资，促进了中国融入当代世界市场和国际体系。中国社保和对外援助经验也丰富了世界发展多样性的内涵，而中国成为世界市场的一部分也撼动着国内体制。周弘教授在美国求学期间旁听国际关系课程，对纯理论研究没有产生特别的兴趣，关注的是“务实的国际关系”。对外援助中援助国与受援国双边上下是多边多层次关系格局，是世界格局的一幅素描，是“写实”的国际关系。周弘教授在对欧盟的研究中也是从这一见解出发，从社会史学科背景分解构成国家要素为诸多社会要素及其职能，这和流行的国际关系理论把复杂的国际关系简化应对，把国家内部行为体屏蔽掉，只研究国家和类国家行为体有很大差异，而简化往往局限观察者的眼光，带来战略性认知错误。这是这部学术自传在方法论问题上的现身说法。 周弘教授有她们这代人赶上了国家巨大发展，个人必须尽其所能为国家转型和人民福祉作出贡献的强烈使命感，近年她又组织团队研究德国统一问题的历史经验，在她看来，对于这一当代史重大课题，也是二十世纪最复杂而和平解决的安全和外交、货币与经济一体化进程，必须发动多学科学者使用多种方法进行实证研究，以便发现西方如何成功推动了第一次“颜色革命”，西德如何厚积薄发，灵活应变，抓住机会实现了民族统一又提升了自己的国际地位。课题组的译作和研究成果都是经得住检验的，为国际重大问题研究贡献了中国人视角。 此外，在四十多年的学术研究工作中，周弘教授对欧美政界和学术界交往众多，她力图用直观语言和简洁的逻辑，让外国人读懂中国，理解中国的社会进步。诚如她在书中所言，因为能“感受国家进步的脉动，是人生在世少有之乐事”。这部学术自传是改革开放、中外互动塑造的一代学人怀抱家国情怀，倾力追踪内外转型，成就一家之言的不懈努力的实录。 《古今之變：現代中國的困惑—歷史學家訪談錄》 李禮 著 香港中和出版，2021 马勇：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这是李礼过去几年对国内外著名历史学者的系列访谈，有一些也在东方历史评论或其他媒体刊布。访谈者做了大量的功课，因而这个系列不是一般的客套，而是针对被访者的专业、兴趣，谈了许多一般读者所共同关切的问题。这对于理解过去、现在与未来，有很大助益。 《我的五个德国：历史与回忆》 [美]弗里茨·斯特恩 著 季大方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 田少颖： 冷战史学者 本书是美国著名德裔学者弗里茨-斯特恩的回忆录。他本为东普鲁士犹太医学世家子弟，在纳粹上台后移民美国，在美国成为心怀乡愁因而一生关注德国问题的学者。斯特恩研究和亲历了五个德国，在他看来，作为后进国家，近代德国要逐步走向现代化，需要完成两个任务，第一，实现民族统一；第二，实现政治现代化。然而，德国内部存在着德意志人和犹太人关系问题。近代以来，犹太人在德国崛起，部分人享有较高经济和社会地位，但主体民族和少数族裔关系并未现代化。一旦德国对外关系失败，犹太人就成为内部猎巫对象。在一战后尤其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大危机爆发后，德国的反犹主义在内外政治失败刺激下发展成纳粹极权主义政治，走向对西方文明要素的彻底否定。在斯特恩看来，纳粹体制从根源上带有伪宗教反世俗化的特点，实际上是以此来反对现代化，二战是德国反现代化病症发作的顶峰。战后，美苏争霸，战败的德国分裂为东西两部分，两方的德国人要实现的和解任务就因而更为复杂化，延伸出三个层次：第一，德国民族要与二战中受侵略的西方各民族和解，与西方邻国共同推进西欧一体化进程；西德还要与既受过德国侵略又体制相左的苏联东欧各国和解。第二，西德与东德之间要从势不两立转向学会如何相处与和解。第三，德国人与犹太人存在和解问题。四十年冷战期间，德国人承受了长期分裂，在痛苦探索中逐步抛弃了走特殊道路的愿望，在冷战终结过程中西德抓住机会实现了民族再次统一，以及本民族与外部世界的和解，使统一的德国终于成为一个正常国家。在多年和德国政界和学术界交往中，斯特恩一直在思索德国民族发展道路和内外和解问题，苦心孤诣，观点深邃，享有盛名。他交游广泛，和研究伪宗教问题的大学者沃格林的观点相互映照。近年，海因里希-温克勒的四卷本大著《西方通史》中译本由十位北大德语系毕业的留学德奥博士翻译出版。温克勒关于德国问题的诸多思考也有很多地方与斯特恩相通，可相互参照。两人也同样是挚友。这些名家著作对世人了解近现代德国问题演变及学人的艰辛探索大有裨益，从这本回忆录进入相关问题是一条捷径。 《一个德国人的故事》 [德]塞巴斯蒂安·哈夫纳 著 周全 译 译林出版社，2017 胡江涛： 阿克梅书店店长 哈夫纳对德国沉沦于纳粹狂潮的整体观察，既有亲身经历的历史事件，又有基于作者教育素养的深刻洞察，对中产阶级与知识阶层的分析尤其具体到位。作者观察到，德国民众的生活中缺乏像法国人和英国人那样的私人生活情调，而知识阶层仅有的私人空间不断收到被纳粹怂恿起来的民粹的冲击，越来越失去自我。集体生活的“世界观教育”更是通过荒诞下流的游戏让人丧失自尊、教养和责任感，融入原子式的“同志情谊”。总之，在充分调动了群众运动的国家主义面前，清醒的人无立足之地。极权主义的名目不同但做法一致——权力直接逼进个人的生活、家庭以及良知，攫取意志，实施命令。这本回忆录可作为纳粹攫取民众意志的一个见证。 《父辈的岁月：零零后口述家史》 汪春劼 主编 山西人民出版社，2021 吕文浩：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江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汪春劼教授在2020年上半年做了一件具有创举意义的事情，——他给困守家中未能返校的大学生布置了一项写“家史家事”的作业，并将其中的优秀作品汇集成书。这里的“父辈”应作广义的理解，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甚至他们所在的家族都在其中，学生无须面面俱到，只须将其中材料丰富者写出即可。汪教授以历史学的学术规范给同学们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强调要写出普通人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的变化，以及个人命运随时代变迁所发生的升降沉浮。这些总体目标由很多具体要求加以落实，如按时间顺序为主人公编排大事记，如要求列出家中第一次使用电灯、自行车、自来水、电视机、电脑、固定电话、汽车、电风扇、电冰箱、WI-FI等物品的时间等。特别值得赞扬的是这些年轻的大学生们，他们大多是工科学生，但调查态度踏实认真，因而取得了连自己都感到惊异的收获，——不仅很多报告字数超过老师要求的3000字，而且材料丰富多样、叙事真切感人。他们写下的这些材料不仅对自己了解长辈的生活经历并改善代际关系大有裨益，而且是在方便取得材料的时候为后来的历史学家“主动地”书写了许多丰富的史料。这本书的产生不是事先精心策划的结果，访谈稿出自一群史学训练未深的大学生之手，自然并非没有改进的余地。但汪春劼教授的独到创意和精心修改，大学生的勤于搜访和认真写作，学院领导的经费支持都是值得称许的。 原标题：《自由与不自由交替的岁月：学人2021年度私人书单（知识人篇）》 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