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史学月刊”即可关注我们 作者简介 杜娟，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摘 要： 20世纪20年代初，受国内外形势所迫，日本把向海外移民视为释放社会压力的“解压阀”,将移民重心由北美调转至南美，并将巴西确定为移民首要目的国。为此，日本政府出台了一系列优化移民活动的举措：一方面为海外移民活动提供雄厚的资金支持，补助移民的交通费用，补贴移民公司和轮船公司在招募和运输环节中的花销，并以低息贷款的方式帮助移民在巴西购地置业；另一方面搭建多层次、多渠道的移民输出网络，全力资助海外兴业株式会社，还支持建立了诸多海外协会，成立了海外移住组合。日本政府对巴西移民活动的重心调整和措施优化反映出这一时期日本海外移民思想的根本转变：一是放弃近代以来缺乏计划、目光短浅的契约劳工移民模式，转向精密筹划、注重长效、以定居为目的自耕农移民模式；二是将移民活动与海外投资紧密联系在一起，以此推动日本的殖民扩张和资本扩张。 关键词：巴西;日本移民;海外兴业株式会社;海外协会;海外移住组合 近代晚期，为了解决人多地少的社会矛盾，在扩张主义思想的影响下，日本政府鼓励向外移民，并将海外移民活动视作其殖民扩张战略和民族国家构建中的重要一环。1896年，明治政府出台《移民保护法》,进一步规范移民的权利、移民公司的义务、保证金管理等事项。最初，夏威夷、美国和加拿大是日本移民的主要目的地。1868年至1900年，分别有90 572名、30 130名和8891名日本移民迁往这三个地区，而同期去往拉美(主要是墨西哥和秘鲁)的移民还不到一千人。随着国际局势的不断变化，拉美特别是巴西在日本海外移民政策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巴西在1888年废除奴隶制后，迫切需要引进大量外来移民以填补巨大的劳动力缺口。在引进亚洲劳工方面，在与中国多次交涉未果后，巴西开始将目光转向日本。1895年巴西和日本建交，1897年两国互相遣使设馆，1907年双方签订了移民协议。1908年，第一批日本移民抵达巴西。在接下来的15年间，共有32 266名日本人迁至巴西。20世纪前二十年，拉美地区取代加拿大成为日本移民第三大目的地，其在日本海外移民中的占比(19.3%)几乎与第二名美国本土(19.4%年)持平。尽管巴西异军突起，成为接收日本移民最多的拉美国家(占比9%),但这一时期日本基本延续了传统的海外移民路线，仍然以夏威夷和北美地区为主。然而，20世纪20年代初北美地区排外主义声浪不断翻涌，并随着美国《1924年移民法》的颁布步入高峰。该法确立了美国以民族来源为基础的移民配额制度，其鼓励引进西北欧移民、限制东南欧移民、排斥亚洲移民的政策取向体现出强烈的地区偏好和种族主义立场。该法的出台不仅沉重打击了日本人自日俄战争以来愈加膨胀的民族自豪感和不断上升的国际地位，也彻底堵死了他们的北美移民之路。与此同时，日本国内也面临着因粮食短缺而引发的民众运动、城市失业以及安置关东大地震产生的数量庞大的灾民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在此背景下，日本政府将向海外移民视为释放社会压力的“解压阀”。1924年，日本政府召开了帝国经济会议，出台了综合经济政策和保护奖励移殖民的政策，即“国策移民”政策，将移民重心由北美调转至南美，并将巴西调整为输送海外移民的首要目的国。为此，日本政府出台了一系列优化向巴西移民的举措。这些措施反映了日本海外移民政策理念的转变，并从根本上改变了其全球移民的布局。国外学界对于巴西的日本移民有不少研究成果，但大多是从宏观的视角着眼，对于日本移民活动的调整鲜有专门的探讨。国内学界对于拉美的外来移民史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尚缺乏深入挖掘这段历史的著述。鉴于此，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利用相关的文献档案，试图对20世纪20年代日本向巴西移民活动的调整和优化进行全面系统的考察，揭示日本海外移民思想的深层次转变。 一日本政府对海外兴业株式会社的资助 1885—1894年是日本海外移民的“官约移民”时代，这一时期的劳工移民主要由日本和夏威夷王国两国政府签约和主导，政府是移民活动的主导力量。19世纪末至20世纪20年代，日本的海外移民事业由官营转变为私营，政府从具体的移民事务中抽离出来，只发挥管理和监督的作用，民营移民公司成为移民活动的主导机构，故这一时期为“私约移民”时代。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日本民营移民公司数多且分立，对移民的争夺进入白热化程度，并经常深陷恶性竞争之中。一些小公司因资金不足，抗风险能力差，再加上缺乏政府的督导和授信，往往在竞争中落败，导致移民市场很不稳定。为了治理这一乱象，解决因盲目竞争而产生的资源浪费问题，1917年日本政府开始推进民营移民公司的重组和改革。 1918年12月1日，在日本大藏省和外务省的推动下，东洋拓殖株式会社、南美殖民会社、日本殖民会社、日东殖民会社成功合并，组建了海外兴业株式会社。1920年，海外兴业株式会社吞并了森冈移民会社，成为日本唯一经营移民业务的公司。日本的海外移民市场形成一家独大的局面。 但是，在此后的四年里，海外兴业株式会社的移民业务经营得并不顺利。1918年海外兴业株式会社向巴西输送了4332名移民，1919年这一数据下降至2150名，1920年再减少至826名移民。当年，这家公司共向海外输送日本移民1012人，同比下降66.9%。在接下来的三年中，该公司每年运往巴西的移民人数始终未能超过一千人。也就是说，日本的移民规模不但没有扩大，反而大幅缩小。导致海外兴业株式会社业务萎缩的主要原因是资金不足。鉴于此，日本政府对其进行重点扶持，欲将其打造成推行“国策移民”政策的重要支柱。 1925年9月30日，日本内务省对海外兴业株式会社下发正式通知，对其向巴西输送的移民给予出国费用的全额补助。首批共发放补助金67万日元，其中7万日元用来补贴移民的航行佣金，每人标准为35日元，另外的60万日元是准备金。在免除移民航行佣金的基础上，还对移民的旅费进行补助。补助标准根据移民年龄而不同：12岁以上的补助200日元，7～12岁的补助100日元，3～7岁的补助50日元。补贴移民的政策从当年10月份开始实施。需要说明的是，并非所有通过海外兴业株式会社赴巴西的日本移民都可以得到日本政府的旅费补助，获得补贴的条件是确为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而且必须向町村长提供无力缴纳出国船费的证明材料。 按照是否得到日本政府的旅费补助这个标准，可以将去往巴西的日本移民分为两大类：补贴家族移民和自费家族移民。1924年10月至1926年12月间，获得内务省补助金的移民家庭有2205户，共19 606人，而未获得补助金的自费移民家庭数量约是前者的5倍，共计10 152户、55 146人。也就是说，获得政府补助金的移民人数仅占全部移民人数的26%。1926至1927年，巴西圣保罗州政府宣布停止对所有外国劳工移民提供补助。受此影响，从1928年4月2日即海外兴业株式会社第98回移民开始，此后的移民几乎都是享受日本政府补贴的家族移民。 为了促进海外移民事业的发展，日本政府划拨的移民经费不断增多，且在国民预算中的占比也越来越高。移民经费预算从1924年约120万日元增加到1926年约184万日元，增幅高达52.6%;1927年增至约232万日元，其占国民预算总额的比例也从0.07%升至0.1%;1929年更是增到约851万日元，在当年国民预算中的占比扩大到0.5%;1931年达到这一时期的峰值，移民经费预算为1065万日元，占比进一步上升到0.7%。1923—1932年短短10年内，日本政府的移民经费预算提高了24倍(见表1)。在日本政府的大力资助下，海外兴业株式会社输送到巴西的移民人数呈直线上升态势，由1925年的4638人跃升至1926年的8192人；1928年更是史无前例地突破了万人大关，达到11 231人；1933年增加到21 298人。1925—1934年的10年间，海外兴业株式会社共向巴西输送了12万移民，是补贴移民政策出台前15年间日本前往巴西移民人数总和的近3倍。南美和南洋是海外兴业株式会社输送海外移民的两大目的地。1925年前往巴西的日本移民人数占同年移民总人数的69.7%,巴西居首要地位；到了1934年，前往巴西的移民人数在该公司移民总数中的占比提升至97.6%,巴西几乎成了海外兴业株式会社输送移民的唯一目的地。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巴西已经在日本海外移民政策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见表2)。 在这个过程中，日本政府负责提供资金和筹划，海外兴业株式会社负责执行，集中全力保证向巴西持续输出移民，以打造这片移民的“新希望之地”。除了利用既有的移民公司，日本政府还支持建立了诸多移民组织和机构，使这一时期的日本海外移民活动呈现出多层次、立体的画面。 二海外协会的发展壮大 海外协会是一种半官半民的移民团体，由日本地方各府县知事担任会长。它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0世纪的前十年，为了应对当时美国国内发生的排日运动，熊本、广岛、冈山、山口、和歌山等移民输出较多的县设立了移民协会组，这就是海外协会的前身。早期的海外协会并不是移民经营机构，只是一种移民辅助组织，负责斡旋海外移民相关调查研究活动，策划海外移民之间，以及海外同一个县内同胞之间的联络，目的是指导本县移民的海外发展。主要业务有六项：1.为移民提供手续及其他方面的便利；2.为海外移民和在家乡的家人讲解联络方法；3.通过演讲、播放电影或分发出国手续相关的小册子等方式普及移民相关知识；4.开展移民和海外事情相关的调查研究，并将之发表；5.培养海外发展的有用人才，帮助本县人民考察移(殖)民地；6.发行年度会报告。第二个阶段是20世纪20年代中期日本政府转变移民方针出台补贴政策后，内务省为移民提供旅费，之后各地的海外协会也开始独立开展农业拓殖地的构建和输送移民的业务。这一时期，东京设有海外协会中央会，作为联络机关。根据实际需要，海外协会还在日本国内外设立支部。比如，在日本移民比较集中的巴西，就有9个海外协会的支部。 在诸多海外协会中，信浓海外协会是成立较早、经营得比较成功且影响最大的，该协会在圣保罗州与马托格罗索州接壤的地方创建了著名的阿利安萨(Aliança)拓殖地。1922年1月29日，为了推动本县居民向海外移民，长野县知事冈田忠彦、日本移民专家永田稠与刚从巴西回国的和光旬五郎、贵族院成员今井刚介和政友会(Seiyukai Party)长野县代表小川平一共同成立了信浓海外协会。 同年3月，和光旬五郎在回巴西前制订了《信浓海外协会移住地开设计划》。按照他的设计，需要花费20万日元进行购地和建设事项，购地总面积约为10 000町步。其中，5000町步归出资者所有，1000町步为信浓海外协会的直营地，1000町步分给长野县新来的移民耕种，1000町步分给在巴西的长野县移民耕种，剩余的2000町步以组合的形式出售。移住地的设施建设和经费主要包括四项：1万日元铺设交通设备，2万日元配备包括房屋、农具、车、马、日用必需品等产业组合，1万日元搭建学校和医院，1万日元建设移住地管理事务所。此外，计划书还对移住者、拓殖地的事业顺序、协会直营的一千町步咖啡园和长野县小农移民等的收支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说明。 1923年5月13日，长野县知事将信浓海外协会的负责人以及各辖区和市的负责人召集在一起，发表了《巴西移植地建设宣言》,宣布：“日本将在巴西建设一个完美的拓殖地，它领先于世界其他地方。移民在那里的生活绝对安全，不会受到任何威胁，而且会成为在日本不敢奢望的大地主，享受如同在家一般的快乐。为此，有必要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移民方式……一定要有计划地输送移民。” 1924年5月，信浓海外协会请求日本驻巴西包鲁领事多良间铁助帮助推荐合适的土地，并进行初步接洽。事实上，选择一块适宜耕作和定居的土地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永田稠认为，应该充分考察土地的肥力、作物和霜冻灾害、交通的便捷度、地方流行性疾病、土地所有权是否清晰等诸多因素。和光旬五郎最终选定了圣保罗州西北铁路沿线卢桑维拉(Lussanvira)站附近5525公顷的土地。随后，永田稠被派往巴西进行商谈，并于10月与圣保罗州政府签订了购地协议。1925年6月，在取得移民航行许可证后，信浓海外协会开始进行移民输送和安置工作，当年只有16个家庭入驻，1926年增至96户，1929年已经达到190户。这是日本人建立的第一块阿利安萨拓殖地。 受信浓海外协会的影响，1926年鸟取县知事白上佑吉创办了鸟取县海外协会。翌年，白上佑吉转任富山县知事，又成立了富山县海外协会。与此同时，1926年8月和1927年2月，信浓海外协会又在阿利安萨拓殖地附近购入新的土地，鸟取县海外协会和富山县海外协会分别与其合作，以共营的形式建立了第二块和第三块阿利安萨拓殖地。1926年，熊本县海外协会也在相邻的地区购入3155町步的土地，开始建设用于供本县移民劳作和生活的新镇维拉诺瓦(Vila Nova)拓殖地。 尽管在移民前，各地方的海外协会都会制定较为详尽的移民和拓殖计划，但在实际建设过程中先遣的日本移民们还是会遇到不少困难。 第一，条件非常艰苦，体力劳动繁重。 由于拓殖地大多位于偏远地区，且覆盖有大片的原始森林，移民们必须先把树木清理掉，然后才能栽种农作物种子。但是，原始森林里面气候闷热，且有很多未知的致命生物和疾病，加大了移民们的垦殖难度。浅见新藏是先遣移民中的一员，他于1926年10月23日来到阿利安萨拓殖地第五区开始从事原始林的开拓工作。他在1981年书写的回忆录中，详细记录了当时的艰苦生活。他抱怨最初在原始森林的拓殖生活最为艰苦，“一切都在拓殖地事物的管理和差配下，送给的粮食大米是混有零零散散的老鼠粪便尿液的臭味大米，辅食也没有蔬菜”“砍伐原始森林的树木是重体力活，重工劳动所致空腹，还要将恶臭的食物和水一起收于腹中”“因过度劳累和营养不足患上疟疾，第二年全家人因病卧床不起，亦无活下去的想法……此种境况全无移民之期望，以至对前途深感不安”,“而且林中鼠患严重，亦被虫害所困扰”。这种生活状况在最初的移民垦殖活动中算是常态。 第二，移民团体内部也有摩擦和矛盾。 阿利安萨拓殖地的移民大部分来自日本国内，也有一小部分是从北美、南洋地区海外协会分部迁移来的，后者的海外生活经验比较丰富。但不管他们的来源地是哪里，都是以相同的地缘因素结合在一起的，具有强烈的地方认同。1931年，在第二块阿利安萨拓殖地鸟取县和长野县移民之间的地域隔阂公开化了，原因是鸟取县移民创办了独立的社团。此外，还有一些突发事故造成了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1927年5月，来自信浓海外协会14个家庭93人、熊本县海外协会12个家庭57人和鸟取县海外协会5个家族27人共计177名日本移民，乘坐特别列车前往阿利安萨拓殖地。25日深夜2点，这辆特别列车与萨罗卡巴纳线夜行列车正面碰撞，造成3人死亡，26人受伤。这次事故发生的原因是这条铁路的路轨设计存在缺陷，导致两辆车都在同一条轨道上相向而行，对移民的情绪打击很大。“信浓海外协会的百濑家族(长野县),失去了血气方刚有前途的20岁儿子，夫妻和两个女儿受重伤。吉田氏(福井县)的12岁儿子也罹难，母亲在重伤之中紧紧抱住儿子不放的悲惨之状，同行亦又负重伤人者……母亲痛苦地呼唤道‘我的孩子做了什么?我的孩子……’。他们不远万里远渡重洋安全抵达‘心中理想的第二故乡’巴西，却不曾想象遭遇如此惨重的事故，真是命运的讽刺。秋天的夜风擦掉了湿润脸颊的哀愁的眼泪。” 海外协会开展拓殖地建设的尝试，虽然在初期困难重重，但民众仍然对阿利安萨拓殖地保有高度期待值，将其视为“拓殖地经营的新纪元”。这种移民经营方式对渴望得到土地的日本移民具有较强的吸引力，同时也对《海外移住组合法》的出台产生了很大影响。 三海外移住组合的成立 在建设农业拓殖地的同时，海外协会陷入了融资难的困境。信浓海外协会还试图根据《产业组合法》成立一个移民组合，旨在为移民家庭提供购地贷款。不过该法并不适用于海外移民项目，也就是说，当时日本国内还没有一部专门针对海外购买土地的法律，于是信浓海外协会致力于推动政府制定一部新的法律。1923年海外协会中央会成立后，屡次向日本国会陈情希望尽快出台相关法律，以解决海外协会融资难的问题。1924年，日本国会议员津崎直大提出成立移民组合，并为此提交了《移民组合议案》。1927年，日本政府拟定了《海外移住组合议案》。同年3月30日，日本国会通过该议案，并以此为蓝本正式颁布《海外移住组合法》(即昭和2年法律第25号)。 该法共有14条，主要内容包括：阐明成立海外移住组合的目的是帮助组合成员及其家人移居海外，移民需向组合申报移住事项，组合经评估讨论后可为获得资格的移民提供贷款、租借土地或房屋等。该法还对海外移住组合联合会的建制、职责、人事选任、行政管理、适用法规等做出说明。《海外移住组合法》的颁布为日本政府向外输出定居性集团移民提供了法律依据，成为地方移民的指导性文件，也为移民家庭在巴西持有土地大开方便之门。法律生效后，1927年7月，冈山县、山口县、广岛县和三重县设立海外移住组合。而后，其他府县也相继设立这种移民组织，截至1928年，共有13个县响应号召；1932年，队伍扩大到16个县。海外移住组合是以在海外购买土地、输送本地自耕农移民为目的，理事长由本县知事担任。 海外移住组合体系实行垂直管理模式，其中央机构是1927年8月1日在东京成立的海外移住组合联合会，下辖地方18个分支机构。其中，日本传统移民输出地西南地区占了一半，9个设立海外移住组合的县分别为：冈山、山口、广岛、福冈、香川、鹿儿岛、熊本、鸟取、佐贺；北部地区次之，有6个县：新潟、富山、山梨、长野、岩手、北海道；西部地区只有3个县：爱媛、三重、和歌山。每个县级组织负责落实宣传和招募组合会员，培训语言、国外风俗习惯、地理知识、卫生健康知识(病害试验、免疫、医疗服务),并在所购土地上运送本县移民等具体工作。 田付大使是海外移住组合联合会的首任理事长，梅谷光贞为专务理事(1927—1931年),今井五介、藤山雷太、井上雅二、通商局长武富、社会部长守屋荣夫等担任理事。梅谷光贞曾任长野县的知事，在地方移民事务方面经验丰富。1927年12月10日至1928年7月24日，梅谷光贞赴巴西考察。时任日本驻巴西大使有吉明建议“眼光不要仅局限在圣保罗州，而要在其他州开拓新的项目”。听取大使意见的梅谷光贞足迹遍布圣保罗州的米兰多波利斯、西北铁路沿线、海岸地区，还有马托格罗索州、巴拉那州、米纳斯吉拉斯州，其间还赴巴西邻国玻利维亚、阿根廷、巴拉圭进行考察。 在巴西考察期间，梅谷光贞曾与日本驻巴西大使和领事就本国移民的前景、购买土地和日巴外交关系等事宜进行密切交流。在两个问题上争议较大：一是移住组合拓殖地的定居原则，二是日本购买巴西土地的方式。第一个问题主要聚焦在到底应该推行以县为单位的独居模式，还是采取日本移民和当地居民一同生产生活的混居模式?当初，海外移住组合是以道府县海外协会为模板设立的，两者的初衷都是为了促进日本地方的移民事业，按照这种逻辑，在巴西拓殖地的安置方式也是以同一县为单位进行的，不过这容易形成分立的小团体。在考察过程中，梅谷光贞逐渐认识到，“各府县在当地组建独立的组合，各自独立经营土地，这样弊多利少”,因此建议田付理事长“在当地以新设立的土地会社的名义统一管理，以期完成其事业”。除了拓殖地的地方主义特征，日本驻圣保罗总领事赤松还谈道了建设纯正日本人拓殖地的弊端，“组合(购得)的土地一半面向日本国内出售，另一半卖给当地的旧移民。如果全部都在日本人之间出售，拓殖地就会建成日本式村落，语言、风俗、习惯不容易改变，故此成为被排斥的主要原因，这样的事情不在少数”。日本驻巴西大使有吉明对于总领事赤松的意见表示认可。在分析集团移民的利弊时，他提醒道：“以此征收移住组合的招股书及其他，以此为方针在一处可购买大面积土地，并将其分让给各组合，进而促成集团移民……应尽可能地回避出现这一现象……在提出雷斯排日法案时候，当时中央农业会长里拉·卡斯特罗表示征求各地团第和名人志士等的意见，回答之中大多数表示众多日本人集团迁入所带来的弊端，并要求尽量使其分散居住于各方(大正15年9月14日附通三机密第100号参考)……官营色彩的机关则更加厌恶集团式日本移民移居至此。他日必会招排日论者之口实，而使吾等陷入危险之境。”对此，梅谷光贞多次建议田付理事长改变海外移住组合集团主义的定居原则，倡导“混合移住地主义”和“组合主义”。不过，田付对此并不赞同，他在给梅谷的回信中直言：“各组合专属土地主义更变起来是非常困难的。” 关于日本以何种方式购买巴西土地，日本驻巴西圣保罗总领事赤松分析了三种情况的利弊，指出如若以海外移住组合的名义购买，不仅手续繁杂，且因与政府关系密切容易引起不必要的误解；若以个人名义购买，办理时间较长且费用高，还存在很多偶发因素；所以，在当地成立土地公司，以其名义购买再卖给组合会员较为妥帖。他进一步指出，在购买土地等永久性资产时，应慎重考虑巴西的排日问题，尤其要避免登记联合会出现政府高官的名字，“国家的色彩不宜太过浓厚，切勿过分疏忽当地事情”,要多学习南部地区德裔土地公司分派土地的经验，股份公司的形式更为便利。对此，梅谷光贞表示赞同。他在给田付理事长的信中谈道：“在当地登记(海外移住组合)联合会的章程时，让内务大臣作为联合会会长，从政治角度来讲实为下下策。因此，设立土地公司，将其作为联合会在当地执行事业的机关，此为长久良策。” 此外，巴西日侨报纸《巴西时报》对于海外移住组合的成立和梅谷光贞的巴西行给予关注，在1928年2月10日至3月30日连续发表6篇社评。文章高度评价《海外移住组合法》,认为：“该法体现了移居海外的伟大事业。正如我国政府当局者所说的那样，这是日本国力膨胀的必然现象，亦是为实现人类共同理想的必经过程。为实现此等理想大业，我们必须博得移居国官吏军民之好感，同时经营好在住日本人的生活和事业……日本政府的首选移民目的地是巴西的圣保罗州。此地为咖啡特产地，是我们可开拓之地，若以栽种咖啡为目的，无须多费时间和费用进行调查，只要移送人员和资金则可立即移居。”文章赞赏日本政府提出的“人类生存的共同理想是共存共荣，并以此来确立国际正义”。但同时，也指出这一资本和劳动力输出政策存在“国家和集团的色彩过于浓厚”的问题，希望当局保持警惕。 其实，无论是对海外移住组合拓殖地居住模式的讨论还是对购买土地方式的争辩，其核心问题都是如何在今后移民巴西的过程中避免引起当地民众的排日情绪。日本政府对此高度重视，以避免重蹈在北美的覆辙。1928年梅谷光贞回国后，海外移住组合联合会、内务省、外务省和各县移住组合的代表在4个月内围绕代行机关、分散移住地主义、内外混殖主义等问题，密集召开了12次会议进行讨论,最终达成一致意见，同意修改以县民为单位的集团主义定居模式，让日本移民和巴西居民、外国移民混合居住。更为重要的是，由于海外移住组合联合会带有官方背景，机构的领导也有多位是日本政府高官，如果以它的名义购地和登记，可能会触碰“国家主权问题”这根红线,继而对日巴关系造成负面影响。因此，为了使购地看起来是一种商业行为而非政府操作，联合会决定设立代行机关。在这种情况下，1929年3月，“巴西拓殖协会有限公司”(Sociedade Colonizadora do Brazil Limitada)在圣保罗成立，并于4月1日正式营业。作为海外移住组合联合会在巴西的代理机构，巴西拓殖协会有限公司的主要职责包括购买土地，提供资本借贷，向新来的日本移民和巴西日侨出售地块，推动日侨获得独立经济地位，增进移民的福利，修建道路、桥梁、学校、医院等拓殖地的基础设施，建造农产品加工厂，等等。 1929年，日本政府专门设立总管海外移民开发和殖民地行政的中央机构——拓务省。拓务大臣不仅统管朝鲜总督府、台湾总督府、关东厅、库页岛厅和南洋厅等殖民地事务，监督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和东洋拓殖株式会社的业务，还全权负责日本在拉丁美洲、东南亚和非西方世界的移民事业。这个部门的设立结束了内务省和外务省共管移民事业的局面。不过，护照和签证发放仍归外务省管辖。拓务省在圣保罗、利马和墨西哥城成立分支机构，加强对这些地区移民和拓殖活动的监管。1932年后，拓务省在为移民提供船费补助以外，还给其出国准备金，标准是12岁以上的每人50日元，年龄不满的减半，以吸引更多的人移民巴西。 四移民活动配套设施的完善 除了建立逐级移民机构，日本政府还致力于扩大宣传和招募，保障行前准备，改善航行生活和优化到达服务等，不断完善向巴西移民各主要环节的配套设施。 海外兴业株式会社被日本内务省社会局委以重任，负责向民众普及巴西这条新开辟的非传统的移民路径、宣扬政府的新移民政策，鼓动全国海外移民的狂热氛围。该公司利用位于地方府县的分支机构进行多种形式的宣传活动，包括在大街上、医院、理发店和公共浴池等各种场所张贴海报、散发传单、播放电影、刊印报纸和无线电广播。因为农村地区消息闭塞，农民们不能及时获取外界的最新信息，所以在农村地区主要借助散发大量传单广告，让他们了解国家移民新举措及其利好。这些广告往往运用非常夸张的语言描绘“新世界”光明的经济前景，比如“巴西树上挂金砖”“拉美的自然禀赋如此优越，没有人需要工作”“这里的人们都很友善，并欢迎日本移民的到来”等。 为了驱除人们心中对于遥远巴西的陌生感和恐惧感，官方宣传往往突出巴西“未来的家”和移民家乡之间在自然环境和社会文化方面的相似性，坚称日本的环境可以移植到巴西。海外兴业株式会社派出由40位代表组成的宣讲团不停游走于城市和乡间，为民众讲解巴西的国情或播放有关巴西农业拓殖地的电影。官方的移民指南强调“巴西的气候就像日本的夏天和秋天”,而且“拓殖地中绝大多数都是日本人”。“伴随着演讲者缓慢抒情的讲解词，电影中播放着巴西农村的迷人风光。有时只是一个简单的剧情；观众们见证了屏幕上农民和他妻子背井离乡的故事，两个人离身后的故乡和他们狭小的稻田渐行渐远。如同在电影中所展示的那样，夫妻二人在巴西的咖啡种植园中劳作，身后是他们居住的日式木质小屋，房顶还漂浮着日本国旗，体现了这里的生活模式与在家乡并无二异。” 报纸上刊登的广告都在介绍政府对于移民交通费用和旅馆住宿费用的补助政策。一些公开的演讲活动重在歌颂日本移民为国际和睦所做的贡献。来自兵库县的24岁年轻小伙中川献一于1926年来到巴西，他就是被“神奇的”故事所吸引来到南美的，故事讲的是巴西的甜土豆如此之大以至于可以满足儿童和饥饿农民一天的口粮。还有许多日本旅行者和外交官将他们在巴西的见闻和拓殖地的新闻汇集写成书或诗歌，带回国内进行宣传。移民机构也会将自己拓殖地的广告持续刊发在报纸上。据统计，《大阪每日新闻》(Osaka Mainichi Shinbun)的发行量从1921年的67万份增加到1930年的150万份，受众如此之广的报纸上经常能看到使用“圣保罗需要更多的日本人”标题的文章。《日本广知报》(Japan Advertiser)连续刊登带有移民导向性标题的故事，如“巴西人需要更多的日本移民”或“巴西是理想的拓殖地”等。 除了广泛的宣传，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行前服务也是移民活动的重要环节。神户是日本最早对外国开放通商的五个港口之一，也是日本人大规模移民海外的发祥地，第一艘前往巴西的移民船“笠户丸”就是从神户启航驶向大洋彼岸的。现今神户港还立有“希望的船上”移民纪念碑，足以见得其在日本海外移民史上的重要地位。早期被征募的移民从各地来到神户，办理出发前的一系列准备工作，包括申请护照签证、购买船票、身体检查、接种伤寒和天花疫苗等事宜，移民们整日奔波于县厅、外国驻日领事馆、水上署等相关部门之间，非常辛苦。明治政府后期，伴随着去往夏威夷和北美地区的移民数量的增加，海岸附近开始出现移民旅社。大正时期，以海岸街、荣町街和元町街为中心共开设了8家移民旅社。这些旅社基本都是二至三层木制结构的建筑，接待能力有限，大约只能容纳100人，上等房含三餐的房费为每天3日元。去往巴西的移民，即便办理完各种手续，在传染病检疫和体检结果出来之前也仍需在移民旅社中等待十多天的时间，由于绝大多数移民都是举家迁移，所以一家人的行前费用也不少。虽然后来轮船公司和移民旅社进行合作，帮助移民购买船票、办理医疗卫生的手续，为移民们节省了不少精力，但滞留费用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此外，只有百余人容纳空间的移民旅社也已远远不能满足日本政府扩大海外移民规模的野心。只有增加收容地的容纳空间，才能把大批移民源源不断地输往巴西；也只有减轻移民在经济上的各项负担，才能调动更多的人投身海外移民活动的积极性。 基于这些因素，1927年日本政府出台第229号敕令，决定在神户修建大型的移民收容所。“扩容、减费、提速”是设立新收容所的主要目的。“扩容”意指扩大移民收容能力。1928年耗资237 500日元的移民收容所在山本街建成，并于3月投入使用，整座建筑为五层钢筋混凝土结构，能够容纳600多位移民。1930年，日本政府对收容所进行扩建，将其收容能力提升到1300人。“减费”是指日本政府承担移民出发前所有的滞留费用，移民可以获得免费住宿，而且会在移民收容所收到安家费，并能兑换货币。“提速”意为提高办理移民手续和检查工作的效率，使移民从繁冗的手续中解脱出来，以便对他们进行出发前的各种培训。收容所内设有讲堂、讲师室和教养科，培训的内容多为巴西地理、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医疗卫生和葡萄牙语，培训的对象一般都是一家之主和青年男女，这种速成培训是为了让移民更快地适应国外的生活。在培训课结束的最后一天，收容所会给移民们发放护照。 移民收容所的两个特征值得注意。其一，收容所是国营性质的。无论是修建费用，还是移民的行前费用，皆出自日本国库，收容所的设立也是服务于日本政府“国策移民”政策的，旨在推动海外移民和拓殖活动。其二，收容对象具有针对性，主要为前往巴西的日本移民提供方便和物质保障，只有当前者住不满的情况下，房间才对迁至其他地区的移民开放。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巴西在这一时期日本移民活动中的重要地位。移民收容所的主管机构和名称随着日本行政机构的调整而改变。最初，内务省管辖移民收容所。1931年，拓务省正式接管移民收容所。翌年，将其名称变更为神户移民教养所。 航行途中移民船的生活也更加舒适、规范和有序。在登船前，移民们都经过良好的组织。轮船不仅会为移民们提供充足的食物，也会提供周到的医疗护理服务，儿童们拥有规律的教育作息，成人们则可通过参加体育运动振奋精神，以打发漫长的航行时间。此外，船上还会放映介绍移民中心和农业拓殖地生活的影片。移民们在行程中的待遇不仅大幅改善，他们的地位也随之提高。曾经有一位移民船的船长被迫向船上的移民作出公开道歉，原因是他的船员没有协助一位乘客寻找丢失的行李。此外，为了打造国际化的移民形象和博取巴西民众的好感，日本政府在移民船的名称上也颇费心思。这一时期日本的移民船不再采用早期的“笠户丸”“神奈川丸”“若狭丸”等日文名字，而是以南美洲的桑托斯、里约热内卢、拉普拉塔、蒙得维的亚等国际港口来命名。日本移民船到达巴西贝伦或里约热内卢港口后，会进行检疫、入境管理和关税等一系列检查工作，等这些手续办理完毕后，移民们会在码头搭乘专用列车赶赴各自的配耕地。从入港至到达农业拓殖地其间的一切事务，一般都由海外兴业株式会社巴西分部的职员负责。 五结语 综上所述，20世纪20年代初在内外交困的国内外局势下，日本政府适时出台了“国策移民”政策，将移民重心从美国调转至巴西，全力支持并不断优化向海外移民活动。一方面为海外移民活动提供雄厚的资金支持，具体表现在三个层面：一是补助移民的旅费；二是补贴移民公司和轮船公司在招募和运输环节中的花销；三是以低息贷款的方式帮助移民在海外尤其是巴西购地置业。另一方面搭建多层次、多渠道的移民输出网络。这一时期承担向巴西输送移民的机构主要有海外兴业株式会社、海外协会和海外移住组合。这三个机构在性质、移民对象和业务范围等方面既有相似之处，也存在诸多不同。就性质而言，海外兴业株式会社在成立之初属于民营移民公司，但随着日本政府资本的大量注入，该公司逐渐转变为受政府控制的国营移民公司，这也标志着日本的海外移民业务由市场垄断正式回归到政府垄断阶段。海外协会是一个半官半民的移民组织，早期它仅是一个为移民提供咨询、策划和联络的服务机构，后来日本政府出台补贴政策后才转型为移民经营机构。海外移住组合虽然是在地方海外协会模式的基础上成立的，但它是日本政府的顶层设计，国家制定移民战略，地方负责具体执行，因此它是官方移民组织，结束了海外协会“单打独斗”的局面，将地方的移民积极性调动起来，进行统一指导和管理。就移民对象而言，在招募环节：海外兴业株式会社是面向日本全国招募移民，而海外协会和海外移住组合则只招募本地移民，呈现地域性特征；在安置环节，海外兴业株式会社同时向巴西国内多个目的地投送移民，同样不具有针对性；而后两者则直接将县民投放到某一固定农业拓殖地，表现出“点对点”的输送模式。就业务范围而言，在“国策移民”政策出台后，虽然这三个机构都提供“招募、输送、购地、安置”一条龙的移民服务，但仍有两点区别：一是购买土地的资方不同，海外兴业株式会社是企业出资购地，海外协会是地方政府为出资方，而海外移住组合可被理解为移民集资购地；二是移民的参与度不同，海外兴业株式会社和海外协会的移民不直接参与购地，而海外移住组合的移民通过缴纳现金或低息贷款的方式参与购地，这是一种以定居为目的“企业移民”模式，也可称之为早期的投资商业移民。 日本政府对向巴西移民活动的调整和优化反映出这一时期日本海外移民思想的根本转变。一是放弃近代以来缺乏计划、目光短浅的契约劳工移民模式，转向精密筹划、注重长效、以定居为目的的自耕农移民模式。这是在总结既往海外移民教训的基础上形成的新思路，强调投资和购买海外土地，并在移住地开垦农业拓殖地，以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日本人多地少的社会矛盾。此外，以家庭为单位扎根移居国的定居模式，以及海外移住组合提倡的混合居住模式，都可以改变之前夏威夷和北美地区对日本移民的“寄居客”和不易被同化的坏印象，提升日本人的海外形象。二是将移(殖)民活动与海外投资紧密联系在一起。在1924年确立“国策移民”政策的日本帝国经济会议上，保护奖励移殖民的决议中就曾明确提出：“移殖民事业的发展应与移居国的投资相结合，与拓殖事业紧密相关的工业、矿业、林业、铁路业和其他行业，这些都需投注适当资本，且为非公司的日本人企业家提供各种其他便利以期招徕其他投资。”由此，海外移民成为日本殖民扩张和资本扩张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原文载《史学月刊》2023年第12期，注释从略。 END 同期浏览薛玉琴||“民国民照心镜”——论马相伯对于辛亥革命的反思兼析其政治思想李建中||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黄河流域水旱灾害与植被恢复困局杨长云||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城市改革中的“赫尔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