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峡工程是世界范围内水电装机容量最大、移民人数最多的水利水电工程，在防洪、发电、航运等方面发挥了巨大的综合效益。但是，工程建设也不可避免地导致大规模的移民搬迁，尤其是跨省移民搬迁。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对三峡水库移民安置规划进行了调整，即库区环境容量不足地区的移民需要外迁。在试点的基础上，三峡移民外迁采取的是“相对集中到县乡，分散安置到村组”（以下简称分散安置）的方式。采取这一安置模式的主要原因是分散安置难度较低、有助于社会融合与稳定、有利于移民生计恢复与致富。采取集中安置模式则主要是出于移民在安置地的生产生活便利等方面的考虑。三峡移民外迁至今已过去20多年，本文通过三峡外迁分散安置和集中安置移民生活现状的对比，从经济融合、文化融合、社会关系融合以及身份认同等方面，描述了两种安置模式下移民社会融合的差异，为改善移民社会融合状况提供一些合理化建议，并为相关研究提供资料支持。 　　1 文献综述 　　社会融合是个体或群体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的过程。在此过程中，通过共享历史和经验，相互获得对方的记忆、情感、态度，最终整合于一个共同的文化生活之中。在“社会融合”这一主题的研究上，西方学术界已经形成了比较完善的理论体系，其中较有代表性的理论有同化论、多元论和整合论等。在进行实证研究时，学者通常将其划分为不同的维度，如文化性融合、交流性融合、功能性融合和规范性融合。Scott则将其分为情感融合和行为融合两种类型。 　　我国外迁水库移民的社会融合具有非平衡性的特征，具体来说，生产生活适应和社会适应水平较高，文化适应和经济适应水平较低。许佳君等认为，水库移民社会整合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难点在于库区与安置区在自然环境、生产方式、经济发展水平以及社会形态等方面存在差异，这些差异增加了社会整合的难度。当移民与当地居民互动时，双方利用不同的话语策略建构群体身份差异，群际关系由此陷入融合难的困境。从文献梳理的情况看，影响移民社会融合的因素分为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其中，主观因素包括心理落差大和角色定位模糊，客观因素包括语言障碍和风俗习惯的差异等。洪丹丹对3个外省迁入水库移民群体的研究表明，移民社会融合的差异受安置方式、移民时间、政府相关政策、原籍地的社会文化网络以及经济发展程度等方面的影响。陈阿江等认为，非志愿移民的社会整合包括利益整合以及社会和文化的整合。为推动非志愿移民的社会整合，一方面应该完善移民相关法律，为移民社会整合提供制度保障；另一方面，应该有广泛而深入的公众参与。此外，还应根据不同移民阶段的特征，有针对性地提出建议，如动员阶段应科学评价移民环境容量，考察移民与安置地居民、迁出区与安置区的匹配程度；过渡阶段应不断增加移民资本，提高移民抵御各种风险的能力；发展阶段要创新移民安置区治理机制，促成社区共同体的形成。 　　较普遍的观点认为，与集中安置相比，分散安置更有助于水库移民的社会融合，但鲜有研究将这两种安置模式下移民的社会融合状况进行全面系统分析。本文拟对苏皖地区三峡外迁移民进行访谈调查，比较集中安置与分散安置两种模式下的移民社会融合状况。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所探讨的融合并不是单纯的多元文化并存，而是指移民与安置地居民在生活、生产、文化等各个方面实现从相互隔离到相互联系，再到彼此嵌入和相互交融的转变，最终或丰富完善，或形成一个新的“共同体”。移民与安置地居民在生活上、感情上是相互影响的关系，而不是相互独立的关系。 　　2 调查地点与资料来源 　　调查于2020年12月、2021年1月和2021年7月进行。移民安置点包括安徽省安庆市的昌宁新村、铜陵市义安区的龙云村和龙山村、宣城市郎溪县的凤凰新村、合肥市长丰县的丰峡村，以及江苏省南通市如东县的五总村、六总村、潮墩村、三桥村、如华村。其中，昌宁新村、凤凰新村和丰峡村采用集中安置模式，其余均为分散安置模式。在这些安置点中，分别访谈了2户、5户、4户、8户和7户移民，访谈内容主要涉及移民搬迁前后的生计模式、社会关系与社会交往、文化变迁与适应、身份认同等方面。每位调查对象接受的访谈时间为1～2小时。为丰富研究内容，后续通过网上聊天软件对如东县Ｌ村的村干部进行了简短的访谈，形成移民基本信息表（表1）。 　　3 三峡外迁移民社会融合现状 　　3.1 分散安置移民社会融合 　　3.1.1 经济融合 　　经济融合是指移民在迁入地经济结构方面面临的挑战，以及在劳动就业、工作条件、经济收入、居住环境等方面的融入情况。只有当移民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他们才会有信心、有更多的精力与迁入地居民进行深入交流，从而促进社会融合。 　　ａ.在就业层面，由于人生地不熟，移民在迁入地找工作大多是“碰运气”。17号移民表示：“工作都是自己找的，碰上哪里缺人就去哪里。”受技术水平和文化程度的影响，移民大多从事劳动量大、报酬低的工作。青壮年男性移民多从事建筑类工作，这类工作一般不分季节，劳动者通常在高温、粉尘等劳动环境较差的条件下工作。24号移民表示：“儿子和媳妇到如东来，由于没有文化，找不到好工作，都是做苦力。” 　　ｂ.在居住环境层面，江苏的三峡移民所居住房屋大多是安置房，房屋质量参差不齐，与当地居民住房相比，安置房总体质量较差，房子翻新或重建加重了移民家庭经济负担。19号移民因2020年建新房欠了十几万元外债。18号移民的房子漏雨严重，甚至出现坍塌，但因无力承担翻修房子的费用而暂住在村部。 　　ｃ.在经济条件层面，分散安置移民与当地居民也存在较大的差距。移民对家庭的经济状况普遍不满意，24号移民表示：“我对自己的经济条件不太满意，经济实力跟不上，但是我们能吃苦。”当地村支书表示：“我们村整体经济还好，移民经济条件肯定要差一点，他们才搬过来20年，我们祖祖辈辈都在这边。” 　　3.1.2 文化融合 　　文化融合是指不同个体或群体在语言、习俗等方面的融合，或不同形态的文化或文化特质之间的互相包容和吸收，最终将不同文化元素融合成一种新的文化的过程和结果。三峡移民在搬迁前大多已经完成了社会化过程，形成了较为稳定的人生观、价值观。搬迁后他们将要面临再社会化的过程，在迁出地形成的一些习惯已经不再适用，需要学习并接纳迁入地的文化与生活方式。相对来说，文化融合更多的是移民单向地适应与接纳迁入地文化的过程。 　　首先是语言适应。多数移民能用重庆普通话与当地人交流，但移民内部仍旧使用重庆方言。年纪大的移民与当地人交流存在困难。23号移民表示：“我们虽然可以听得懂铜陵话，但是并不会说。老年人根本听不懂。”移民与当地人完全不同的方言体系使两个群体之间形成了一条无形的边界，影响着移民的文化融合。 　　其次是文化习俗的融入。调查发现，分散安置移民对迁入地文化习俗接纳程度较低。从调查情况看，分散安置移民所表现出来的更多的是对库区文化的优越感和对迁入地文化的不理解、不认同。譬如，在婚礼习俗上，15号移民表示：“这边结婚都是偷偷摸摸到晚上，看不到人的时候才把媳妇接过来。我们重庆人是正大光明的，我们那里要送女儿出嫁，哪有女儿出嫁没有人送？”此外，某些集体活动需要一定的人力，分散安置移民必须寻求当地人的帮助，在当地人的影响下，移民在行动上已经慢慢接受了迁入地文化。18号移民说：“我老公死了要办丧事，都是邻居帮忙，按他们当地的风俗来办，我们一窍不通。”可见，移民文化与迁入地主流文化正处在从多元并存到相互嵌入的进程中，实现文化融合还需要一定的时间。 　　3.1.3 社会关系融合 　　搬迁导致移民原社会关系成员失散，而分散安置模式加剧了社会关系网的断裂程度，同时加大了重构社会关系网的难度。相同的文化背景增强了移民内部来往的需求。调查发现，分散安置移民内部互动频繁，相同的移民经历使得他们有更多的共同语言。与新拓展的社会关系相比，他们更加依赖原有的社会关系。以如东县为例，同时搬迁的8户移民被分散安置到不同的村组，但是，20年来他们一直保持密切的往来。18号移民表示：“我们一起来的移民关系都很好。我们经常串门吃饭，一年大概能聚个七八次。”移民内部形成了紧密的关系网络，减少了与当地人的互动，阻碍了社会关系的融合。 　　搬迁后，移民的生产生活与当地人发生交集，他们之间的关系通常是“弱关系”，是以互惠互利为条件而建立起来的。譬如，一些移民与当地人认干亲，这种关系通常建立在有利可图的基础上。一方面，移民希望通过与当地人攀亲戚以获得帮助；另一方面，当地人认为政府一定给了移民不少“好处”，他们想通过干亲关系“沾光”。因此，当双方中的任何一方无法从另一方那里得到期望的“好处”时，干亲关系也就随之解体。16号移民表示：“当时就想认个干亲多照顾自己。后来听邻居说他们认为我家有3个儿子，以后认了干亲肯定吃亏，所以不愿意。我知道后真的很生气。” 　　3.1.4 身份认同 　　身份认同指移民与本地人和家乡人之间的心理距离及对“我是谁”的认知与回答，是社会融入的最高境界。杨菊华认为，移民真正实现社会融入的表现是其对迁入地有较强的归属感与认同感，认为自己是当地人，且获得当地人的支持与认同。分散安置移民有强烈的思乡情绪，20年的时间也无法消除他们对老家的思念。在问到“是否想回老家”时，移民首先想到的是高昂的交通费用，经济上的困窘阻挡了他们回老家的步伐。但是，在仅仅考虑情感需求而不考虑交通费用的情况下，移民大多是想回到老家的。17号移民表示：“现在经常做梦都能梦到老家，想老家”。 　　调查发现，分散安置移民身份认同具有情境性的特征。譬如，他们与其他移民互动时，认为自己是重庆人；与当地人互动时，认为自己是当地人或重庆人；与老家人互动时，认为自己是重庆人。14号移民表示：“这要看谁问我，遇到老乡，我肯定就说是重庆人；在街上买东西人家问，我就说我是江苏人，要是人家说口音什么的再问的话，我就说我是三峡移民。”户籍制度是影响移民身份认同的重要的外在条件，“根”文化是影响身份认同的内在因素。与当地人互动时，当地人的态度决定了移民的身份认同。调查发现，当移民说自己是当地人时，通常会遭到质疑。15号移民表示：“当地人还是把我们当作外地人，只要我们一说话，他们就说你不是这里的人。”在这种情况下，为了“面子”，移民会转而认同重庆人的身份。在访谈过程中，移民将当地人称为“他们”，将其他移民称为“我们”，这种话语表述恰恰体现出其没有将自己视为当地人，缺乏对迁入地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3.2 集中安置移民社会融合 　　3.2.1 经济融合 　　ａ.在就业方面，库区原有的社会关系对集中安置移民搬迁后的生产生活产生重要影响。例如，丰峡村的移民多数从事建筑类工作。这门技术最初只有1位移民（移民7）能完全掌握，在他的带领下，许多原来以务农为生的移民也跟随其外出务工。7号移民的妻子表示：“这边干活的差不多都是我老公带出来的。学好了出去能挣到高工资了，大家就一个跟一个学。”一些移民与当地人认干亲，通过干亲关系获得工作机会，从而得到较为稳定的收入。5号移民说：“我认了一个干亲，他在这里做包工头，比较热心，我们俩一起承包工程。” 　　ｂ.在居住环境方面，集中安置移民在搬迁后居住的是新建的房屋，移民村的基础设施、公共设施等几乎是全新的。与重庆山区相比，安徽多为平原，交通便捷，大大方便了移民的生产生活。集中安置移民的居住环境得到了较大的改善。 　　ｃ.在经济条件方面，经过20年的发展，移民村与当地农村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小。村干部在总结丰峡村的经济状况时提道：“我们村的经济嘛，要是按照郊区来讲，还是差一点。但要是按照农村来讲，我们应该是中等偏上。” 　　3.2.2 文化融合 　　在语言适应方面，移民与当地人交流时讲普通话，他们内部讲重庆方言，两种语言的转换非常自然。与一代移民不同，移民后代大多会讲3种语言，即重庆话、安徽／如东话和普通话。11号移民表示：“我小孩跟同学在一起讲安徽话、普通话，跟我们大人在一起讲老家话。” 　　在文化习俗融入方面，集中安置移民大多是整村搬迁，因此，办事时有足够的人手，当地人参与的机会则较少，这减少了两个群体文化交流的机会。一些移民甚至不了解当地的风俗习惯。移民与当地人通婚时，会按照当地的风俗举办婚礼；当移民内部举办婚礼或葬礼时，便会按照老家的风俗。6号移民表示：“我姑娘出嫁的时候，他们说怎么弄就怎么弄，我们也不懂。其他方面还是按照老家的风俗办，我们这里人多，有四百多人。”他们一方面接受当地风俗，另一方面又会保留老家的传统习俗。当移民内部举办集体活动时，传统习俗成为移民的“主流文化”，移民内部频繁的文化互动正是排斥当地主流文化的表现，长此以往，移民文化也会受到排斥。 　　3.2.3 社会关系融合 　　搬迁初期，移民内部十分团结，在与当地人发生冲突时，他们一致对外，有些移民村甚至发生过多次群体性事件。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内部的矛盾逐渐暴露出来，关系也变得更加复杂。8号移民表示：“刚来的时候，村子里的人一下子变得很团结。但是渐渐的，很多人出去打工，关系变疏远，也有一些人因为土地的问题开始像以前一样吵架。” 　　集中安置移民与当地人的关系呈现出两极分化的现象。一方面，有些移民比较保守，不主动与当地人互动，怕受到歧视；另一方面，一些移民比较积极，主动与当地人交往，并得到了热情的回应。移民内部关系的变化让其有机会接触当地居民，有利于社会关系网络的重构。工作上的需要让移民与当地人有了交流的机会，一些移民与当地人认干亲，多年来一直维持着良好的互动。一些移民与当地人在节日期间互相走动。10号移民表示：“当地人好交往，都还不错。过年的时候街上的朋友（当地人）到我这里来吃饭，有时候我也到他们那吃饭。” 　　3.2.4 身份认同 　　搬迁后，集中安置移民将更多的资源和精力放在新家，与老家的联系减弱，并和当地人也建立了良性的互动关系，对迁入地有较高的认同感和归属感。13号移民在搬迁后很少关注老家的事情。在谈到“是否想回老家”这一话题时，12号移民表示：“这么长时间都没想要回老家。” 　　与分散安置不同的是，集中安置移民的身份认同较为一致，即他们普遍认为自己是当地人。他们身份认同的依据仍是户籍和“根”文化。在集中安置移民心中，这里的“根”是“断根”，即搬迁“斩断了”移民与库区的根深蒂固的联系。5号移民认为“既然根断了，你就不再是那里的人。我现在心里认定自己就是郎溪人，我要在这里发展我的社会关系，这里就是我的家。”户口和居住地是移民本地人身份的有力证明，即使受到质疑，也不会改变他们的想法。8号移民表示：“别人问我我就说自己是安徽人，因为我们的户口都在这里啦，住在哪里就是哪里人。在安徽人面前我也觉得我是安徽人，他们不承认就不承认嘛。” 　　3.3两种移民安置模式社会融合对比 　　如表2所示，两种安置模式下的移民在经济融合、文化融合、社会关系融合以及身份认同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 　　ａ.经济融合方面，分散安置移民的工作大多靠自己四处寻找；受文化水平影响，女性移民多从事劳动力密集型工作，男性移民从事建筑类行业较多，劳动环境恶劣，患尘肺病等职业病的风险较高；一些移民房屋质量较差，与当地人共用基础设施；移民家庭的经济状况与当地人存在差距。而集中安置移民的工作由老乡介绍和当地人介绍较多；他们多从事建筑类工作，劳动环境恶劣；移民村的住房和基础设施等多为新建，居住环境较好；移民村的经济状况与当地其他村组的差距较小，有些移民村的经济状况甚至赶超了当地村组。 　　ｂ.文化融合方面，两种安置模式的移民与当地人在语言上有明显的差异。在文化习俗上，分散安置移民在心理上不完全认同，但在行动上逐渐接受了当地风俗。集中安置移民村的文化习俗与当地主流文化习俗相互独立、少有交叉（仅通婚时）。 　　ｃ.社会关系融合方面，分散安置移民在搬迁初期与当地人互动较为密切，但相互之间存在很大隔阂，移民内部往来频繁，关系密切。集中安置移民则相反，搬迁初期移民内部十分团结，将当地人排除在交往圈子之外（或许当地人也不愿与移民交往）；随后，移民内部逐渐分化，他们与当地人交往，并构建了新的社会关系网络。 　　ｄ.身份认同方面，分散安置移民的身份认同具有多元化的特征；在移民本地人的身份受到当地人质疑时，他们通常更加认同重庆人的身份；分散安置移民对库区有更强的归属感和认同感。集中安置移民更加认同自己本地人的身份，对安置地有更强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4 移民社会融合效果差异分析 　　4.1 安置模式差异分析 　　4.1.1 安置模式差异造成社会支持网络的差异 　　通过一定的社会关系网络，移民可以获得各种社会支持和帮助，这对维系个人日常生活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对于分散安置移民来说，搬迁后他们的交往范围扩大，交往对象的异质性增强。但是，重建强有力的社会关系网络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这些移民作为外来者，想要与当地人形成守望相助的社会关系更是难上加难。由于缺少社会支持，这些移民变得敏感且自卑，在生活上也困难重重。这种自卑心理，或者与当地人失败的互动，使得他们将社交圈缩小到移民内部，将情感寄托在原有的社会支持网络上。原有社会关系的破裂，新的、强有力的社会关系尚未形成，造成移民生产生活恢复缓慢，阻碍了社会融合进程。 　　集中安置模式在移民搬迁初期对移民的生产生活影响较小。搬迁后，集中安置移民的社会关系网络受到一定程度的破坏，但是，原有的血缘与地缘关系被部分搬迁至当地，仍可以维持原有的生活方式，邻里之间通过互相帮助，快速地稳定下来。原有社会关系的支持让移民在安置地的生活更有信心，从而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体验安置地的生产生活方式。移民之间关系的复杂化，内部的支持无法满足各自发展的需求，于是移民便与当地人交往，建立起新的社会支持网络。 　　4.1.2 安置模式差异造成文化交流进程的差异 　　文化是社会融合的软环境，它涉及人本身所承载的利益和价值体系，使移民更容易从根本上接受和认同安置区的文化。只有两个场域的文化经历了最初的接触和碰撞之后，才能在交流与渗透中进一步促进社会融合。但是，集中安置移民将库区的文化传统也迁移到了安置地。另外，搬迁初期移民人际交往的内向性和趋同性也导致库区文化与安置地文化的疏离。长此以往，集中安置移民村形成移民亚文化，这种亚文化限制了移民文化活动的范围，减少了他们接触当地主流文化的机会。 　　相对而言，分散安置移民难以将库区文化完整地带到迁入地。如果没有当地人的帮助，他们就无法单独举办集体性活动，而当地人的参与促进了两种文化的交流。文化的交流会产生分歧，但也促进了两种文化的相互嵌入。譬如，24号移民的女儿与当地人通婚，举行婚礼时，女方按照重庆的习俗，男方按照如东县的习俗。当地文化已经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他们的行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文化融合程度将不断加深。 　　4.2 移民社会心态分析 　　ａ.相对剥夺感。与集中安置移民相比，分散安置移民有较强的悲观情绪。一方面，搬迁前移民通常对安置地的生活及环境抱有较高的期望值，但搬迁后的实际情况与他们的期望存在很大落差，再加上搬迁后一无所有，增强了他们的相对剥夺感。另一方面，移民普遍喜欢攀比，将自己与搬迁到其他省份的移民对比，与库区移民对比，与当地人对比，一旦发现自己不如别人，就抱怨政府，却从不考虑地区的差异性。除此之外，分散安置移民普遍有着强烈的思乡之情。他们将情感寄托在重庆老家，认为老家的各方面要比安置地好。在这种心理作用下，社会融合往往具有很强的被动性。 　　ｂ.特殊公民思想。作为政府组织的大规模移民，三峡移民认为自己是三峡建设的牺牲者，是国家的“功臣”，理应得到国家和政府的关心与帮助。相对来说，集中安置移民这种思想较轻，因为他们将部分原有的社会关系与生活习惯带到安置地，搬迁对他们生存能力的影响较小。而分散安置移民在搬迁后一无所有，即使努力拼搏也很难达到当地平均生活水平。在这种现实的冲击下，一些移民在搬迁后事事靠政府，将移民身份当作与政府谈条件的砝码，自己却不主动寻找出路，最终陷入贫困的境地。这种思想既不利于移民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同时也会引起当地人的反感。 　　4.3 互动效果差异分析 　　人作为社会性动物，无法脱离社会而单独生存，因此，需要与周围人进行互动。短期来看，集中安置移民内部互动频繁，与当地人互动较少。随着时间的推移，工作、生活上的交流使得移民与当地人的互动更加频繁，社会关系得到一定程度的重建。在分散安置区，邻居基本上都是素不相识的人，语言不通、生活习惯的差异阻碍了双方的交往。调查发现，社会互动效果对分散安置移民的心理产生了长期影响。很多移民的悲观情绪都来自与当地居民不愉快的互动。比如如东县的7位访谈对象中，有3位曾因土地问题跟当地人闹矛盾，还有一些移民受到当地人的言语攻击。这些失败的互动经历让他们给自己贴上了“外来人”的标签，他们把互动范围限定在移民内部，很少与当地人互动。 　　5 结语 　　ａ.两种安置模式下，移民与当地居民都没有实现从相互隔离到彼此嵌入、相互依赖的共同体关系的转变，而是处在这一转变的过程中。两种安置模式下的移民社会融合状况存在差异。在经济上，与集中安置相比，分散安置移民存在工作来源单一、居住条件较差、经济条件较差的问题；在文化上，与分散安置相比，集中安置区移民文化与主流文化缺乏交流，鲜有交集；在社会关系上，与集中安置相比，分散安置移民的社会关系具有内向性的特征，缺少当地强有力的社会关系的支持；在身份认同上，与集中安置相比，分散安置移民缺乏对安置地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对自身身份认知具有模糊性、不确定性的特征。 　　ｂ.两种安置模式下移民社会融合的差异既受到安置模式的影响，也受到安置地的社会环境和原住居民的影响。水库移民社会融合既是实现移民安置目标的要求，也是国家长治久安、和谐进步的要求。首先，移民社区尤其是分散安置区，应广泛开展集体活动，如举办文艺晚会等，并鼓励移民和当地居民共同参与，加强两个群体的情感联系与文化交流。其次，相关部门应定期走访慰问移民户，让其感受到党和国家的关怀，进而增强对安置地的认同感与归属感。最后，应加大后期扶持政策的落实力度，发展特色产业，留住年轻移民，让其共同参与建设新家园。 　　来源：水利经济2023，41（5） 作者：于安行 严登才 袁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