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津圆桌”会议 会议实录： 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工业和信息化部原部长、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会长 李毅中： 听了几位专家和企业家的情况介绍，为我国工程装备制造近几年来“走出去”取得的骄人业绩深受鼓舞和启发。我感到有几个特点：一是工程装备产品出口稳步提升。其中出口产品结构趋向中高端，产品质量大幅提高，产品形成系列，成套设备出口比例上升。我国工程机械设备产品在智利矿难和日本海啸救援中的出色表现至今记忆犹新。二是工程装备制造企业海外并购迅速增长。尤其是捕捉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发达国家经济低迷，企业重组调整的机遇，以获取技术、品牌和人才资源为重点，在工程机械、轨道交通、能源装备、精密机械制造等领域，积极开展海外并购、资产重组，壮大和提升了自身。三是以工程项目为依托带动了高端工程装备的升级换代。无论是工程项目承包、劳务合作项目还是投资新建项目，不仅展示了我国工程装备的质量、性能，而且造就了一流的装备制造企业，创建了中国品牌。以上这些成效和措施，使我国的装备制造业特别是包括高铁装备、工程机械、电力电网装备、油气勘探开发加工装备等在内的工程装备制造业，在掌握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在运用国外品牌创建自主品牌，在布局全球市场打造海外产业链等方面开创了新的局面，登上了新的台阶。 在充分估量成绩的同时，大家从不同角度也提出了存在的差距和问题。逐步缓解这些缺陷，要从企业和政府两个层面共同努力。 在行业和企业层面，建议针对性做好几件事： 在制造工艺技术方面，虽然我们的整机装配水平和使用性能已具备了竞争优势，但一些共性关键技术、核心零部件、元器件与主机的发展水平相比仍然滞后。有不少仍然需要进口，需要深度攻关。如工程机械中的液压、电控、变速部件，高铁机车的轴承、电控系统软硬件，核电站的主泵、数字化仪控设备，深海钻井装备中的钻头、封隔器等核心部件，其技术含量更高，制造工艺以至材质选用等还需要组织行业共性技术攻关，进一步提升自给率。在制造线的智能化、数字化、网络化、柔性化等方面，还需进一步集成应用新一代信息技术，提升制造的效率和精度。因此，要更加重视关键基础部件的研制，提高基础零部件元器件、基础材料及基础制造工艺的创新制造能力。借助大数据系统和仿真模拟技术提高研制和设计的水准和能力。 在提升制造业的服务能力方面，工程装备制造业目前仍存在明显的不足。要向下游延伸，围绕主导产品开展售后服务、增值服务、专业服务、全寿命周期的服务，增强用户的可信度和安全感。增加海外营销服务网点，建立跨国服务体系，运用互联网、物联网，提供产品应用组合方案，提供装备运行技术服务，开展检测检验、维护维修，保障备品备件及时供给。同时向上游拓展，进一步帮助或提供研发、设计、咨询、信息、节能环保以及租赁等技术服务、商业服务。把制造业服务化的战略落实到海外业务上。探索开放型的研发制造方式，“产学研用”相结合，吸收用户参与研发、设计、制造、营销的全过程，用户不仅带来了当地的市场信息、“用户体验”，而且发展“个人定制”、“众包设计”等新模式，对改进提升产品质量性能、新产品推广应用、扩大市场份额大有裨益。 在产品创新、创建品牌方面，企业不能满足于已有的产品和服务品牌，更重要的是具有创新创优的素质和能力，不断推陈出新、升档升级，才能经久不衰、活力常在。这就要注重技术前瞻性研发，加大企业研发投入强度，逐步接近或达到国际同行的水平，在已并购国外同业吸收先进技术、高端人才的同时，更加重视本企业行业技术中心和研发团队的培育发展，构建“生产一代、研发一代、储备一代”的三级研发体系，保持技术领先优势。这里很重要的一项工作是提升技术标准，力争更多升级为国际标准。在“走出去”中加大已有国内标准的体系化，取得用户认同，扩大国际影响，尽量减少标准转换、认证造成的困难。同时加强与国外跨国公司的合作，积极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提升在国际标准体系中的话语权。我国通信业4GTD-LTE的标准三年前得到国际电信联盟的认可成为国际标准之一，大大促进了我国4G技术和装备的国际化，目前已在全球26个国家建立了42张4G网。 在政府和相关部门层面，要为高端工程装备“走出去”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和环境。政府不干预企业项目的决策自主权，要在战略规划、融资支持、投资保护等方面发挥指导、保障作用。大家普遍反映，一是国家层面要制定“走出去”的战略规划和顶层设计。我国已进入资本输出的发展阶段，发展开放型经济，在全球投资、贸易的大格局下，制定战略规划直至分行业的专项规划十分重要。包括发展定位、产业选择、区位抉择、投资取向、合作方式等内容，在编制“十三五”规划时，“走出去”要成为重要内容，把“一带一路”、APEC等对外开放的战略思维具体化。二是建立健全相关法律体系，指导企业依法行事、规避风险。建议修订《对外贸易法》，制定《海外投资法》、《劳务输出法》，规范“走出去”投资合资合作行为，保护我国企业的合法权益。支持建立法律、金融、商务等服务中介机构，提供法律、信息、融资、保险、知识产权和认证等服务。三是加强和改善对“走出去”企业的金融支持。企业反映国内银行贷款利息高，在国外分支机构的网点少，企业贷款难、成本高。近来国家宣布拿出500亿美元支持APEC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拿出400亿美元支持发展丝绸之路，企业很受鼓舞，希望加快兑现。建议支持进出口银行、开发银行扩大信贷、降低利息，更好发挥政策性银行的作用支持“走出去”。四是建议政府加强对企业“走出去”的指导。“走出去”所在国家的政局状况、经济运行走向、社会稳定情况、投资环境等深层次问题，企业很难做出准确判断。遇到突发事件或与所在国发生矛盾纠纷、产生摩擦都需要政府帮助疏通交涉。加强双边、多边投资贸易协定洽谈，积极参与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为企业“走出去”创造更好的外部条件。 此外，建议对“高端工程装备”的提法和内涵再研究一下，似应改为“高端装备”更为准确和清晰。 以上意见不当之处请批评指正。 工信部装备司副司长李东： 首先感谢新华社对装备制造业发展的高度关注，媒体牵头关注产业发展我们认为非常好，也非常重要，有利于为产业发展创造良好的舆论氛围。我国装备制造业规模上连续4年位居世界第一，很多细分产业如发电设备、造船、汽车、机床等一直稳居世界第一，且发电设备、造船在国际市场占有较大的份额。最近工程机械、轨道交通、核电装备、油气装备也都在加速“走出去”的步伐。 装备出口方面，据海关统计显示，2014年1-12月，我国机械与运输装备出口6.5万亿人民币，同比增长2%。装备出口结构性上，之前机电装备出口占全部出口产品比例很高（30%—60%），但中低端产品出口比较多，现在装备领域高端化的趋势已经逐步的体现出来。如铁路装备方面，南车集团、北车集团累计出口铁路机车近5000辆，通信信号方面，中国铁路通信信号集团占2008～2012年全球控制与信号系统市场的10%、亚洲市场的30%。2013年，工程机械在亚洲市场出口占其我国工程机械总出口比重的46.9%。 同时，“走出去”不单单是产品的走出去，而是要整个创新能力、资本包括利用海外资源都应该“走出去”。这几年兼并重组呈现出了比较好的趋势，如中国南车收购了在加拿大多伦多上市的英国丹尼克斯公司，徐工集团收购了德国施维英股权。核电装备也在积极地落地，我国自主研发的三代核电，正在大踏步向外走出去。 高端装备“走出去”过程中，遇到的主要问题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面临贸易壁垒、安全审查等障碍。我们原来主要是中低端走出去，和欧美高端化是错位发展的。随着我们产品的不断高端化，“走出去”时就更加面临着和欧美企业的直接竞争，在安全审查、贸易壁垒方面遇到越来越多的问题。 二是金融支持政策不完善。企业“走出去”普遍遇到融资成本高的问题，我们专门研究过船舶行业，国内融资利率一般要比伦敦同业拆借利率(LIBOR)高200-300个点以上。此外，汇率和外汇的汇率波动对“走出去”也影响比较大。 三是标准体系建设滞后。高端装备走出去，要和国际标准对标、互认，现在这个工作有点跟不上。特别是有一些专利知识产权方面，容易受到跨国公司在标准上的制约，这也是话语权的问题。比如中铁建土耳其的高铁项目等等，这些都要经过欧洲标准的认定。 四是市场竞争秩序混乱。有些装备企业相互之间各自为战，存在恶意竞争、低价竞争的现象，导致海外出现了对中国产品的信任问题。 对于下一步的工作我提以下几点建议： 一是加强顶层设计和组织协调。党中央、国务院领导高度重视装备走出去，商务部、发改委、财政部、工信部等多个部委都在推进走出去战略，但是缺乏一个顶层的设计和组织协调。 二是加大为“走出去”企业的保障。支持建立海外服务保障体系（金融、法律、售后服务等网点建设）。鼓励通过大型工程总承包带动产业链“走出去”的模式，要从法律和金融上给予支持。加强对外双边或多边投资保护谈判工作，从外交、外贸角度给予“走出去”企业相关保障，完善海外投资保护的法律保障机制，协助和指导“走出去”企业应对国际投资保护主义。 三是完善“走出去”的金融政策。鼓励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创新金融产品和融资模式，实现“产融手连手”，为“走出去”企业提供多元化和个性化的融资服务。 四是加快标准跟国际化的对标。加快认证国际合作，力争国际标准话语权。强化中国标准输出、标准互认、区域标准共建，推动中国的标准“走出去”。 五是积极利用外汇储备。推动外汇储备多元化利用，建立外汇储备“走出去”的高端装备机制，外汇局在利率和期限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和优惠安排。 六是应该规范“走出去”的市场秩序。充分发挥中介机构和行业协会的协调作用，建立行业自律的约束机制，规范企业的投资和经营行为，防止和避免在海外的恶性竞争。 七是建立国际化人才支持体系。通过内引外派发挥海外人士和人才为装备制造业走出去服务的能力。支持企业利用市场渠道培养懂金融投资、通外语商务、熟财会法律的国际化精英人才。 交通部运输司副司长李志强： 李志强：我以前参加过咱们的会，我这次也是非常荣幸参加这个会，因为从我们交通运输部来讲，我们交通运输产业是一个用户，而不是设备的研发行业。首先澄清一点，我不是交通运输部的党组成员，借这个机会想谈两个观点，五条建议。 接到咱们这个通知以后，我们也对这个题目进行了认真思考，在这些方面我们研究得比较少，看到问题的层次和角度比较低，可能认识水平不够高，供各位领导和专家参考。 第一个观点，现在我们已经迈入到市场经济的社会，时代也发展到市场经济的时代，我们高端的工程装备生产、研发、应用，总的来讲可能还要遵循市场经济规律，要依托市场，要通过在实践中来组织研发，通过市场来进行推广。 第二个观点，原来我们研究的题目是如何“走出去”，走出去我们总的一个认识就是说，如果我们国内想开辟国际的高端装备的市场，首先还要依托于我们国内研发水平、工程质量，就是设备的质量，依托我们的管理机制，依托我们的市场营销。我觉得做好国内还是基础，当我们国内的生产、研发、应用到了一定水平以后，我们自然而然就具备了向国际进军的能力，然后我们再协调做好一些工作，可能我们就能逐步地参与到国际市场竞争中去。 在这个观点下，我们从政府的角度讲要做好哪几项工作，既然是市场经济规律，市场经济，政府就不能代替企业去做政府不应该做也做不好的事情。我觉得现在通过科技投入、科技研发这种模式来持续研发高水平的高端装备，在我们现行的社会条件下和国际竞争中应该不具备长久的和旺盛的生命力。政府是不是从这么几个方面做好自己应该做的工作，创造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 第一个方面，要鼓励规模化研发。高端装备一定是需要高投入、高技术，它必须要依托大型企业集团、大型企业和一支高素质的研发队伍来完成，同时需要一个庞大的市场来接纳这种研发，来提供这种市场需求，刺激这种开发。所以靠散兵游勇式的，靠多小散弱的这种市场模式来组织开发高端的装备，很难行得通的。 第二点方面，要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这是政府应该做好的事情。良好的外部环境有两方面，第一个方面，政策环境。我们要全面梳理我们现有的法规、制度、标准、政策和在实践过程中一些操作的制度，清理影响或者制约高端装备开发的一些政策、制度。我总的一个感觉是，政府不限制就是鼓励，不限制就是支持。第二个方面，是基础设施环境。因为有一些装备，特别在它新诞生的时间、新开发的时候，需要社会为它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例如，我们在推进新能源汽车在我们国内的研发和推广利用过程中，其中有一条很重要的支持措施是加强社会用电基础设施建设，通过政府各有关部门的合作来建充电桩、建输电线，给输电站的土地，没有这些外部环境，电动汽车就不可能有人去买、不可能有人去用，这个靠企业是没办法做到的，必须靠政府。 第三项工作，要制定一个科学体系标准。刚才李东司长也提到这个事情，我觉得非常重要。标准分两方法，一方面是生产标准，一方面是应用标准，一个良好的标准体系既是保障这个社会在国内应用，能保障运行良好、运行可靠，保证运行的安全，同时也是引导这个装备、引导企业提高装备技术水平的一个重要方面。 第四项工作，就要促进国内的消费。现在我们已经加入了WTO，好像再提这个有点不合时宜，但是从应用的角度看，要壮大我们国家生产企业，必须要在某一个时期，特别是在起步时期，注重通过国内的消费来引导和支持相关产业的发展，我们对市场设备的应用需要一个准入的标准或者认证的标准。当然，这个在我们现行的条件下，我们怎么跟国际相关法规或者是条约要更好地融合，但是我觉得这方面工作还是要的。 因为我们都知道，企业研发设备一定要有需求，它卖得出去，才有资金，市场有需求它才会有研发的投入，它才肯投入资金、组织队伍。如果没有这个市场的需求，它没有获得应有的利润，它很难保证这种研发、这种投入是可持续的。 所以，在某一个时期，在某一些领域，在不违背国际条约的情况下，我们要鼓励国内的相关消费产业，来购置我们国内生产企业研发的产品，给我们企业以发展的空间和发展的基础，这样才能够使我们相关产业稳步起步发展。 第五项工作，加强资金的支持和融资的便利。资金的支持包括我们科研资金的投入，包括支持性产业的投入，包括企业融资贷款给予便利，我们政府都要给予支持。 仅供参考，谢谢大家！ 徐工集团董事长王民： 王民：在新常态下，中国工程机械制造企业发展的道路应注重“政、产、学、研、用”五方面的结合运用，加强关键技术的研发投入，用好智能化制造的技改投入，通过两化深度融合，追求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随着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不断推进,中国高端装备的出口将成为新经济体系下的常态事件。除了企业自身要提升产品的可靠性、稳定性和舒适性，增强品牌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注重互联网的应用和智能化IT技术的应用外，希望政府为高端装备“走出去”给予相关技术性规定和政策方面的支持。 三一集团唐修国： 唐修国：我非常欣赏刚才夏总谈到的一句话，就是高端装备业制造是我们共同的信仰，实际上纵观欧洲、日本，装备制造不仅是发展最迅速的，不会放弃它，都是把它作为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战略来做。我也特别认同李部长刚才谈到的，叫做制造走出去，我们就坚持了这个原则。如果说人员和配件不先到位的话我们发展不起来，但是这个原则什么时候开始的呢？从2008年之后，2008年之前我们有出口很高兴，进出口公司能够在这里出口几台设备，最初出口以后没有服务，“中国制造”这个品牌就这么砸掉了。 实际上我们国家设备，出去的设备也就是前期故障率高一点，用了一段时间以后设备的性价比是非常好的，但是没有服务，人家就像一次性筷子，用完以后就丢掉了，一次性筷子可以丢掉，工程机械怎么能够作为一次性筷子丢掉呢，所以这个方面我是非常赞同的。 另外主持人刚刚说到的融合，我在想，对内就是所有制的融合，我们要走出去，国企、民企抱团一起走出去，但是对外我觉得面临最大的问题是“中国制造”这个口碑问题。李部长刚才表扬我们说，智利救援三一的装备，日本福岛救援三一的装备，我们国家的装备在世界大救援当中我们亮了一下相，并且起了很大的作用。 刚开始的时候，这些外国人不认同，说品质改变世界，我们品质发展那么多年，品质改变世界什么意思？中国品牌需要提升，我们希望用好的品质来改变“中国制造”不太好的形象，就是改变这个形象。 若中国走出去的话，国家在全球经济的格局中充当什么角色？我们靠什么东西走出去？中国过去牺牲了市场。实事求是讲，汽车可以说改变世界的机器，工业中的工业，但是我们国家自主品牌汽车也不少，现在很多还是挂在外面的牌子，并且买一个汽车，感觉到买一个外国牌子的汽车感到骄傲，开一个国产牌子的汽车自豪感现在还没有那么高。另外，我们国家现在的资本是有，这个是机制问题，我们有那么多外汇在外面。我们是国家是一个缺资源的国家，我们缺油少气富煤，实际上我们煤也不多。 我们靠什么走出去？工程机械，叫做离散型智能密集制造，凡是符合这个特征的中国企业一定有竞争力。离散型是什么呢？就是不太可以用资本、用大规模流水线在中国做制造，我们中国人口最勤劳，我们有很多优秀的劳动力，技工具有非常大的创造力。另外，中国人的学习能力很强，技术我们是不怕的，靠制造跟别人去交换资源，这就是我们国家可以形成一个战略定位，当然我这个话可能说的高了一点。 第二点，我们走出去还是要从国内开始，先要确实把国内市场做好。中国经济什么经济？应该说2011年之前，我们国家是“鼠标+混凝土”是的经济，这是以前有一个经济学家讲的，说怎么看中国经济，中国经济就是一个混凝土+鼠标经济，一方面我们建设，另一方面我们面临着高科技时代的来临，现在是一个互联网时代。 三一在混凝土泵车方面做到全球第一，全球1/3有三一的混凝土泵车。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工程机械市场，挖掘机是工程机械的明珠，三一重工的挖掘机可不是便宜货，我们比行业贵很多，接近日本的水平。中国占了差不多世界的50%的市场，一半挖掘机。这个挖掘机怎么个做法，刚才大家谈到的有一个问题，我们缺经验，我们缺基础的理论性，三一做了什么事情？我们在杭州设了一个研发中心，生产液压件，我们生产规模非常小，等我们生产的液压件出来的话，我们就把这个技术跟日本方面谈，现在制造，主要还是他制造，我们制造很少，但是价格拉下来，这就形成了我们和他们共享技术，这个技术是不能供给其他的。 现在有一个问题，为什么机械制造它有投资，我自己制造很有可能比他提供给我的成本高，现在如果说他提供给我们，比我们自己制造的成本高，但是我们也拥有这个技术。这个现在没有什么专利权，但是我们约定了几年的时间，绝对不能往外卖，就是我们的。 第二个，比如控制系统，我们设了两家公司，一个在长沙，一个在上海，这两家公司是互相竞争的，我们公司内部会自由选择。通过这种渠道把西门子、ABB的价格拉下来，这些事情都是策略性的。站在我们自己的角度，不赚钱，但是算起账来，我们觉得非常好。另外，我们建立了一个中心，今天刚才王总介绍了，他说他的开工率多少，我现在这里有每一个月的设备开工率，去年3月份马凯副总理视察的时候，从4月1日开始我们每半个月都要上传一份报告，就是我们监控的三一30万台装备的开工。 我们的各种情况不一样，比如我在港口的开工率报告，开工率有90%多，混凝土机械开工率不高，就达不到60%，只有40%多、50%，看月份。另外像挖掘机，什么时候、什么地区的挖掘机处在一个什么状态，原来我们煤矿机械在井下之外，我们是5%的监控他的开工情况、发动机各种产品。海外的产品，只要它允许，都可以监控。曾经我们在澳大利亚就发生了一个问题，我们的频段和他们的冲突，还找我们麻烦。 为什么我们的产品可以在日本进行那种救援呢？因为这个控制器是我们自己开发的，我们把这个控制器的遥控延伸，而这个辐射通过遥控器几乎是呈几何倍数。 这个就是您刚才说的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就是这些。我说这个情况是什么呢？实际上企业也还是有一些事情靠自己，是可以做创新，是可以去做的。另外，过去的这些年，我们确实经历了出口，然后到美国、德国、印度、巴西建了四个工厂，面积最小的有200多亩，面积最大的有1300亩，投资是非常大的，投入大，见效慢，有一些就是策略性的，到现在还在亏损。另外在美国投资一个风电，也遇上了美国的官司。 没有怎么解决，但是官司我们胜利了，确实改变了中国欧洲委员会几十年的议事规则，过去他对外商投资是不透明的，不需要听证就可以停止，到现在他必须听证，必须按照法律体系来走。三一，我们当时就抱定这个决心，丢掉也就这么回事，我们就不要了，我们就试一试，这一试现在还成为2014年的十大新闻事件。 正好是奥巴马总统竞选到比较微妙的时候，他并且向我们国家有关方面通报了，他会行使这个权利，然后获得某一些地区的强硬派对他的支持。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们成了一个牺牲品。现在看不会牺牲，至少不会全牺牲。如果说我要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要提，我觉得一个就是，实际上理事长说过，第一个，国民待遇很重要，2003年锦涛总书记视察三一时候我们就提出了这个问题，他看到我们公司有很多进口的品牌，有奔驰的、有沃尔沃的，说我们国家的还不错，为什么不用？我们说客户有选择，顺便我们又提了一句，这个要是进口不免税就好了。他当时就指示，请相关部门研究。 第二个，确实我们国家政策要能够鼓励这种模式创新，今天我们还在海外卖设备，不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不算我们央企出口的数，我们的出口就是50亿元人民币，我们在海外制造和销售的差不多有9亿欧元，大概就是这么一个量。我们觉得未来一定是一个成套解决方案和对接，甚至对某些国家和某些地区我们完全可以对接它的政府，将我们的技术和装备把它的资源变成财富，然后我们以我国的开发区模式给它来规划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它的城镇化建设，甚至把我们国内的这种现在过剩的产能转移出去，为他去建立一定的工业能力。这个事情中国人可以做的，20多年前，谁不就是引进了福特的一条生产线，淘汰的落后的在中国生产发动机，日柴也是非常优秀的发动机企业。 在做的过程中有两点，一点，怎么样支持投行跟我们一起走下去。另外一个也很重要，就是我们的媒体，一定要对我们国家的这么一些产业，包括比如说我们高铁出事这种事，作为我们产业界，高铁出事情我们也紧张，为什么呢？我们也担心，这样炒作的话，中国发一篇文章，国外可能发十篇文章，就是这样。我们国内出了一点什么事情，最后国外反而就放大，我们的形象比国外要紧张，没有好的口碑企业怎么走出去，“中国制造”这个品牌就倒了，没有这个品牌中国企业怎么走出去。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常务副会长、冶金规划研究院院长李新创： 非常感谢你让我参加这个高端研讨会，对我们来讲，我们是一个为高端制造提供基础的原材料，我就想了解一下。因为我们专门有为我们下游用户提供服务的市场研究各个方面研究，我们也到过徐工、三一重工进行过调研，你们快速发展对我们钢铁材料的要求，有什么不能解决，李部长是老领导，我们简单说两句。 钢铁，我上次参加会的时候我就说，社会把钢铁妖魔化了，这是不符合客观评价的。统计局说我们当时8.27亿吨，将近全球的一半，我们出口钢材9378万吨，在我们整个全球贸易，包括我们中国进出口低迷情况下我们出口保持50%的增长，而且我们是受到中国国内的问题，受到国外不合理政策保护，我参加汪洋总理带队中美对话，美国提出过剩问题。我想钢铁行业，在我们所有行业里边，我个人感觉，是最具竞争力的企业，你想你竞争力不强，你满足国外的价格要求、质量要求、服务体系。当然有人说多了，多了就看我们的比较优势，走出去，因为我参与到我们很多国外项目，我跑过20几个国家级的规划项目。 其中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是，我在委内瑞拉，咱们徐工的一个项目，我想刚才提前谈走出去。其实，大伙刚才说到，最根本的人才问题。因为一个什么项目，就是一个刚毕业的西班牙女孩负责，人才是我们走出去的障碍，懂专业不懂外语，懂外语不懂专业，又懂外语、又懂外语的专业、责任心，真是挑战。我们设备也可以走出去，刚才李部长讲我们有售后服务，我看我们基本上都做到了，比如大型矿车都出去，在当地服务业有一段历史了，包括咱们三一都有这样的历史了。我们人走出去，这是所有走出去的根本，我们感到压力大得很。包括我们在走出去的失败教训问题，对技术、对当地的文化、对当地的法律。 第二个，我们也应该对我们装备制造业，不管是高端装备制造业，所有制造业的经验和教训要好好反思一下。我也是听说，我们的汽车产业应该是算成功的，国家对汽车服务最大的，恰恰我们民族品牌的汽车销售量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再下降，2014年的比重下降的。而刚刚谈到的，工程装备国家没有扶持的，恰恰杀出血路来。刚刚陈斌会长讲到说，有产业特点，但是也要考虑国家支持和鼓励政策，到底是限制行业发展，还是鼓励行业发展，这是我想强调的。为什么钢铁这样的？钢铁，国家是限制的，恰恰我们不断发展，这是我要总结的。而且我为什么说我们钢铁有争议，我们所有工业能感受竞争，我们出口、技术各方面，应该是我们都有自主产能，不存在像手机、汽车不具备产能的。 而且说你钢铁都是初级产品，这个概念不准确，我建100层高楼和建50层高楼所需要的产品质量本身就不一样，产品就是差异化的，高端的，比方高端制造业，刚才老吴讲的，本身就是金字塔，越高端市场越小，要避免我们像低端过剩一样高端过剩，这在我们各个行业都存在，高端过剩的代价更高，因为高端的投资大、规模小，造成的损失更大，我觉得对我们所有制造业进行一个，新华社可以站这个角度梳理一下，这是对我们产业政策的思考。 第二个，我们“走出去”还有一个感觉，我们整体的顶层设计没有，我们说一揽子整体走出去，比方在国外建矿山、建钢厂，我们又涉及到铁路、港口，我们一定要说一揽子走出去，而没有这样的机构来复杂。日本为了在海外占领资源或者走出去，日本专门有一个海外投资机构，统一协调，而不像我们中国，发改说了算，商务部也说了也算，还有其他部门说了都算，麻烦了，不利于我们更好地发展，顶层设计就不利于我们走出去。相应的还有我们的政策，比方说如何鼓励我们走出去的用国产设备，不光是国内，有一系列的，包括出口信贷，包括税收各方面政策，我觉得确实顶层设计对我们整体工业制造业走出去需要认真思考。 还有一个观点，我建议我们不要，或者媒体宣传可能误导，比方我们要转移一批、淘汰一批、整合一批、消费一批、反映一批，很多媒体宣传是，把我们转移一批叫落后转移一批，这是不对的，实际上是先进制造能力转移。 中国机械工业协会副秘书长吕莹： 我稍微补充一下超限的问题，刚刚徐工的陆总说的几个观点是可以考虑的，一个就是说，现在产权关系影响到一系列的问题，如果你这样将来再出了事，谁来负这个责，这是一系列的问题，所以这个问题不能用临时的牌。第二个，工程起重机是定载荷，不是载货运输车，所以应该跟载货运输设备的管理规定有所区分，不能跟它采取一套规章制度去管理，要有所区分，区分开，以后有些问题好商量。再有一个，当初1589规则制定，包括第一修改单出台，是在一个什么背景之下，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因为55吨的轮式起重机，对应的应该就是100吨起重量的工程起重车，当2004年、2005年我们一年是10几台，二三十台，到2005年是60台，全国制造，我们最高的2012年是700多台，后来又所下降，到2014年是200多台，下降的幅度非常大。应该讲这个下降，一个是市场因素，再一个就是政策制约因素。当时对于这个问题没有提的很尖锐，是因为数很小，现在数量这么大，国家很多建设需求项目当中。 国家工程机械质量监督检验中心主任李建友： 李建友：因为这个问题确实来自于道路行驶的要求，由于怕对路面破坏，然后产生了这么一个总重量的限制。实际上，我们可能研究这个问题的同志、专家不太了解技术的本身，道路桥梁被损坏的问题关键不是车辆总重而是轴何。从研究的对象看，如果堵车了排着队行驶通过一个桥梁或者通过一个路面，它的重量是很大的，应该是55吨的上百倍。一个车挨着一个车，堵车了，那个道路也没被压坏。单从一个研究对象来看，用简单政策限制去管理，而不是说科学化的去管理，这样当时专家制定这个政策的时候可能具有了一些政府的色彩，然后行使了这么一个国家强制性标准，行政部门又简单管理，一刀切了。 因为现在国家行政许可的管理，有行政问责制，一旦出了问题大家都不敢承担责任，所以弄的各个部委都不愿意出面去承担一些改变现有的特殊情况，而是依据国家标准行事，没有做到分类管理，工信部做到了分类管理。而这个国家标准一直没有修订。因为大家知道，标准体系的完善，刚才各位领导都谈了，标准体系是推动我们走出去，或者是我们高端产品提升市场竞争力最关键的一个环节。而恰恰中国标准体系的科学性和它的完善性，跟国外是非常有差距的，包括它的体系建设也不同，所以说这个工作要改变一个游戏规则、一个标准，它的时间是非常长的，它要公示、要修订，它有一套的程序。根源可能就是因为一个标准而导致了政府部门对产品管理限制使用了，产生了这么一个问题，导致了好多产品限制了它的发展，从而，不能实现高端装备，这是我看到的关于55吨限制的问题。 再一个我想谈一点就是，企业商业运行模式转型升级，前面领导都谈得非常好，有一个问题我特别提出来思考，商业运行模式的升级不同的企业采取不同的思考，要切合企业本身的特点来考虑，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目前的这个现状，中国本身就是个装备制造业大国，过去是中低端产品，一下子所有企业要提高到中高端产品，它的产能、它的就业问题、它的装备布局问题，它产生重大的变革，它企业的结构，它的资源配置，要使企业性质的发生改变，所以说对于不同的企业它重大的调整可能有一个过程，政府要统筹规划，分类指导区别对待。 再一个就是产品的本身。产品的本身面临有好多问题，包括基础材料和工艺问题、核心技术水品低的问题，还有重要零部件落后的问题。所以说它要作为一个产品本身的结构的调整，也面临着它诸多的问题，包括它企业的技术研发能力，还有其他的问题。再一个就是，要面临着升级的问题，那就是使用大的环境和用户，都要升级。要产、学、研、用结合，中国装备使用大部分是中低端产品的用户多，中高端产品只是一部分，中低端产品是大部分，企业转型升级可能就要，有一部分企业可能要向高端的去走，有一部分企业仍然可能要考虑到现有的环境问题，保留传统产业。所以说在中国制定的这个标准体系也好，还有我们的商业运行模式转化也好，不能千篇一律一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