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婚姻既是跨国流动的一种形式，也是跨国流动的结果。跨国婚姻的发生是世界政治经济形态、国家关系等宏观结构与婚姻移民家庭内部关系、个人迁移动机等微观结构相互作用的结果。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跨国婚姻现象日益增多，成为国际迁移的一种重要途径。在国际移民规模不断增长、移民日益全球化的背景下，跨国流动的动因也越来越多元化。在经济、工作、政治等传统迁移动因之外，更多的在更广泛意义上以追求生活质量而移居的“生活方式移民”逐渐增多，而且“移居个人的主体性、追求、愿望成为移居的推进力”。因移民的跨国移动而产生的跨国婚姻也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态势。特别是中国女性通过缔结跨国婚姻而实现移民的情况受到关注。近年来，周边国家女性与中国男性缔结婚姻的现象也引起了较多关注。这类跨国婚姻多属于“向上婚”。然而，笔者注意到，近年来，中外跨国婚姻的动因发生了变化。很多中国女性缔结跨国婚姻并不是追求生活方式的改变或者为了追求阶层的上升。那么，她们选择跨国婚姻的动机和过程是什么？既有的国外婚姻理论框架是否适用于新时代中国的跨国婚姻？ 本研究选取中日跨国婚姻女性的事例，深入挖掘当代全球化背景下跨国婚姻的新形态及其影响因素。国外对跨国婚姻的现有研究大多采用定量调查法。但是，如果要分析当事人选择跨国婚姻的决策过程，就需要对当事人跨国前后的主观经验和意义世界进行研究。因此，为了把握中日国际结婚移居女性的主观经验，笔者对她们进行了半结构化访谈，调查对象是笔者经熟人介绍的和日本人结婚并在日本居住的30名中国女性，通过滚雪球抽样方式募集而来。采访于2018年9月到12月以及2020年4月到7月进行，每次采访大约持续2个小时，地点主要在咖啡厅或采访对象指定的地点。研究对象女性处于30~50岁之间，多为大学以上学历，有12人曾在日本留学；19人是城市户籍，12人为农村户籍出身；访谈时，访谈对象中18人持有日本永驻签证，2人归化为日本国籍，其余为日本配偶签证或高级人才签证。本文首先介绍有关跨国婚姻的主要理论，特别对上升婚和同质婚进行了分析，其次探讨女性缔结跨国婚姻的不同动因与模式，最后分析女性缔结跨国婚姻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显示，中日跨国婚姻发生了从“上升婚”到“同质婚”的转变。 一、跨国婚姻的理论研究 （一）国外跨国婚姻主要理论 跨国婚姻的发生受到世界范围内国家和地区经济不平等、政治、性别习惯、人口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如欧爱玲所提倡的性别化的权力地理学，除了地理维度之外，还通过社会定位（social location）、主体性与想象力（agency and imagination）这两个相互关联的概念解释了跨国婚姻的形成和发展。社会定位是指婚姻移民女性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各种权力关系错综复杂的制约下形成的，这种多重权力带来的不平等性是导致跨国婚姻发生的结构性因素。 另外，是否接受过高等教育、年龄等人力资本也是导致跨国婚姻产生的主要原因。例如，安帕罗·冈萨雷斯·费雷尔等利用2007年西班牙人口普查的数据，探讨了西班牙移民与当地人之间发生跨国婚姻的原因。该调查结果显示，来自欧盟成员国的男性移民更倾向于选择移民接收国本国女性作为结婚对象，受过高等教育的男性移民与接收国本国女性结婚的可能性也更高。相反，女性移民和接收国男性结婚的可能性不能用教育水平来解释。研究还显示，移居时的年龄对于移民女性来说并不重要，但移民男性到达移居地时的年龄越大，发生跨国婚姻的可能性就越小。 此外，社会网络对跨国婚姻产生的影响也不容忽视。阿尔贝托·德尔·雷伊·波韦达和丹妮拉·沃诺·德·维莱纳基于2007年西班牙公民移民调查，分析了社会网络对单身移民婚姻的影响。他们发现，到达西班牙时个体网络的存在对择偶有很大影响。也就是说，到达西班牙时，如果移民有来自祖国的亲戚或朋友，那么同国籍的人结婚的可能性就会提高。与此相反，移民在移民前获得西班牙公民权的人，更有可能在接收国社会中与当地居民接触，由此缔结跨国婚姻的可能性也更高。 跨国婚姻的主要理论还有罗伯特·金·默顿提出的交换理论。交换理论是指社会阶层（职业、学历）高但种族低的人与社会阶层低但种族高的人结婚，即通过婚姻来交换社会阶层和种族的理论。默顿认为，从理论依据来看，社会地位交换与婚姻选择有相当大的关联，尤其是白人（高阶层群体）和黑人（低阶层群体）的婚姻。社会经济地位低的黑人很少与社会经济地位高的白人结婚，而社会经济地位高的黑人却经常与社会经济地位低的白人结婚，这是一种交换行为。但是在美国，除了黑人和白人组合以外，上述的地位交换婚姻并不一定存在。因为关于这种地位交换，几乎没有在美国以外的背景下被研究过。因此，地位交换可能是黑人—白人婚姻的特征，这是由于美国历史上存在的强烈的种族界限所导致的。 （二）“上升婚”与“同质婚” 除此以外，跨国婚姻的发生原因多倾向于借助“上升婚”（hypergamy）理论进行分析。所谓向上婚，是指女性在考虑结婚对象的属性时，或者选择结婚对象时，倾向于与比自己阶层更高的男性结婚，或者是选择与自己父亲地位同等或比父亲阶层更高的男性。因此，阶层较低的男性会陷入无法被选为结婚对象的境地。 结婚移居是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女性劳动力跨国转移的一种形式。因此，跨国婚姻的研究不仅仅局限于配偶之间不同文化的矛盾和交涉等私人问题，更多是将其视为全球经济结构的差距所带来的国际流动的结果。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女性来说，发达国家阶层较低的男性是能够给她们带来更好生活的梦想的对象，是她们愿意选择的结婚对象。因此，出现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女性与发达国家低阶层男性婚配的情况。 在劳动力全球流动与再分配背景下，服务业从业人员大多从越南、缅甸等发展中国家（南）向韩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北）移动，特别是女性劳动力会选择在发达国家定居、结婚，即“新娘从相对较远、不太发展的地方移动到经济相对发达、不太孤立的地方，或者从贫穷、不太发展的地球的南部移动到富裕的北方”的“南北型”跨国婚姻。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发达国家农村以及大城市中下层男性娶妻难的状况。另外，一些学者也认为，中国的经济状况在东南亚各国中处于上层，实际上也有很多越南、缅甸的女性选择来到中国与中国男性结婚，这样的婚姻被称为“南南型”跨国婚姻。总之，不管是“南北型”还是“南南型”跨国婚姻，都属于“上升婚”的范畴，其动机是为了获得更好的经济生活或跨越到更高的阶层而做出的流动选择。 然而，在现代社会，先赋属性（例如种族、民族和宗教）对择偶的影响正在减弱，而自致属性（例如教育和职业）逐渐成为择偶的重要标准。地位相同的人结合成的“同质婚”越来越多，其关注的主要属性包括学历、职业、收入、出身阶层等社会经济地位。其中，基于学历的同质婚姻备受关注。在日本社会，与同等学历的对象结婚的学历同质婚很多。在过去几十年里，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女性教育在世界范围内得到普及，教育上升婚姻（即未接受高等教育的女性与接受高等教育的男性结婚）都在减少。大多数的教育上升婚姻从男性占主导地位的模式转变为男女平等或女性占主导地位的婚姻模式。 同样，具有相似教育水平的个人之存在更大的跨国婚姻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在移民中，基于教育的同质婚姻大量存在。蒂利亚·福尔塔多和尼古拉斯·提奥多罗普洛斯以美国人口普查的数据为基础，探讨了教育对跨国婚姻的影响，认为有三种途径。第一，受过教育的人能够很好地适应各种习惯和文化，与外部群体的人结婚的可能性也会提高。第二，受过教育的人居住在民族飞地的可能性较低，因此寻找同一民族的配偶可能会付出更多成本。第三，在寻找配偶时，不仅重视民族性，也重视教育的相似性，甚至可能不惜用教育的相似性来代替民族性。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以贸易、留学、旅行为目的的跨国流动日渐增多，不同背景、国别的男女相遇的机会增大，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跨国婚姻也建立在“同质婚”的基础之上，藤井胜认为，东南亚各国普遍存在的以文化交流为主要目的的“文化交流型”跨国婚姻，也属于“同质婚”的范畴。 二、中日跨国婚姻的模式与特征 （一）女性的跨国流动与在日本缔结婚姻 本研究的调查结果显示，大多数被调查者并非为了结婚而从中国迁移到日本，而是在结婚之前由于结婚以外的各种因素进行跨国流动。具体来说，一方面有留学、就业等动机，另一方面也有逃避中国传统的性别规范、寻找新的生活方式等原因。 1.去日本留学、就业 安安大学三年级到四年级期间，在日本留学了一年。在这一年中，安安觉得喜欢日本的环境，而且整个社会都很让人有安全感，医疗条件和生活环境也相对好一些。因此留学结束后，她决定直接留在日本就职。当时并没有想过要和日本人结婚，只是想留下来工作而已。 选择日本作为留学地，有错综复杂的因素。其中大多数的原因是出于对日本以及日本文化的向往。近年来，以电视剧和动漫为代表的日本文化在世界上占有重要地位，成为东亚重要的文化符号之一。受日本文化影响的中国人也很多。本研究的大多数访谈对象都对动漫、日语等日本文化感兴趣，这对她们的流动动机产生了强烈影响。小申对笔者说自己从小就对日本文化感兴趣，很喜欢动漫和游戏，希望将来能去日本留学并就职，所以大学果断选了日语专业。其实在学习日语之前小申就已经决定了去日本留学，所以进入大学后，一直比较留意关于去日本留学的信息，从来没想过毕业后要在中国国内找工作。 除了对于日本的向往和对日本文化的喜爱外，向往外面的世界，想要让自己的人生拥有更多的可能性，也是促使调查对象跨国流动到国外留学的重要原因。实现这样的国际流动，父母的支持是必不可少的。梦从中国的大学毕业后，在医院工作。因为想继续学习，所以要去留学，但首先必须辞掉工作。梦的母亲虽然起初不同意她辞掉工作，一番争吵后还是支持了梦的决定。安安在日本留学期间，告诉父母大学毕业后打算在日本就业，父母并没有反对，让她去安心挑战外面未知的世界。近几年，随着中国城市家庭收入和教育水平的提高，对外交往密切，学生渐渐具有了国际视野和提高就业竞争力的意识。国内的教育、社会福利、资源环境等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一定差距，因此留学热潮持久不衰。 另外，中国和海外的大学有各种各样的交换留学计划，通过交换到海外留学的事例也不胜枚举。安安大学学的专业是历史学，学校正好和日本的大学有交换留学的项目。安安描述自己本身是喜欢去各种各样地方玩的人，所以大学里用交换项目在日本度过了一年。为了拓宽自己的视野和思维，所以选择了大学学习外语，由于学的是日语，所以也就理所当然去了日本。 另一方面，留学生在日本留学后可以比较容易地通过就职等方式，成为长期居住日本的移民。2004年，留学后在日本就职的留学生比例为22.9%，2019年这一比例上升为32.4%。马文甜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调查，考察了在日中国留学生的未来规划，结果显示，学成后打算留在日本的留学生占了一半以上，其主要原因包括出生地、是否有恋人以及是否为独生子。另外，对于选择留在日本的留学生来说，获得日本永久居住权也是极具吸引力的。窦硕华、佐藤由利子也对在日就业的中国留学生进行了调查，发现日本职场的晋升机会是影响留在日本还是回到中国的一大因素。 在本研究的访谈对象中，留学结束后直接选择留在日本就职的有阿媛。阿媛从日本的研究生院毕业后，进入一家日本大型企业工作。上司给她介绍了在同一家公司工作的日本男性。 认识我丈夫是因为上司的介绍。因为有上司的介绍，所以觉得应该可信度比较高。他毕业于名牌大学，是个有品位的人。我一开始觉得这个人的衣服总是很漂亮，很干净，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就推测他妈妈一定是个很有品位的人，是个富裕的家庭。其实交往后才知道，他父母经营澡堂，家里总是很热，因为有蒸汽熨斗的原因，所以衣服总是很整齐。并不是有一个高雅的母亲，真有意思。我们俩有个共同的兴趣爱好就是喝酒，后来也经常一起约着出来喝酒。（对阿媛的访谈） 阿媛本身是日语专业出身，也有过在日本留学的经历，所以本身对于与日本男性交往这件事情持有开放态度，但也有自己的原则。在经过上司的介绍之后，对其学历、品位以及家庭状况都进行了慎重的观察和了解，确定对方和自己有相似的兴趣、学历、品味和生活方式之后，才决定与之交往结婚。 2.对传统性别规范的逃避 梦结婚后和丈夫一起去到日本，起初是以家属滞留的身份留在日本，后来在日语学校学习了很短的时间，进入了日本的大学。大学毕业后，由于渐渐习惯了日本的生活，产生了在日本工作继续留下来的想法。但是因为当时的丈夫不喜欢日本，一心想回中国，导致两人产生了分歧，丈夫回国后不久两个人就离婚了。梦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说：“回到中国过得还是一成不变的日子，结婚生子，继续早出晚归，一天到晚忙忙碌碌，我实在是不想再过这样的生活了。”后来梦在日本工作了一段时间，因为工作的关系，又回到中国分公司工作，做和日本相关的贸易工作。梦的公司是美国公司，在中国分公司工作的时候，和日本分公司的管理人员有过很多接触，工作上的交流也比较多。渐渐认识了一个管理人员，后来梦就和他相恋结婚了。 桃子也对毕业、结婚、生子的既定轨道式的人生模式怀有强烈的抵触情绪，决定大学毕业后出国留学。 大学毕业后，周围的亲戚都问我什么时候结婚，问完结婚估计就要问什么时候生孩子。刚毕业的年轻人要买房、买车，不买就活不下去。为什么啊？为什么一定要做那种“标准的事情”呢？我真的觉得最讨厌了。如果一直待在国内的话，按照大家认为的那样结婚，生孩子，生了孩子后，我自己的人生就结束了。不是每天都在重复同样的事情吗？就这样一直持续到50岁。过着生了孩子、孩子又生孩子的生活，就像咱们父母那样。我可不喜欢那样。（对桃子的访谈） 许多调查对象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希望逃避中国社会设定的女性传统的生活方式。比如出生在农村的英子，她所在的地区重男轻女的观念非常浓，从小到大一直因为自己是女孩子而受到很多歧视，这导致她和家人的关系很差，一心想要逃离家乡。 其实我和自己家人的关系本来就不太好。因为我是女孩子所以父母不喜欢我。我从小就被轻视。农村嘛，你也知道，重男轻女很厉害。所以，我和他们的关系相当不好。可能从小就是这种情况，觉得自己在哪里都无所谓。结了婚去日本当然也没关系。那时我就想着一定要离开这里，过上新的生活。（对英子的访谈） 有分析指出，在女性地位较低的地区，不少女性为了摆脱传统的性别规范而移居海外工作或结婚。莉在结婚之前，曾在日本留学一年，之后回国申请晋升，却没有想像中顺利。她意识到女性在职场上并不占优势，不会因为有过留学经验就能够和男同事竞争。经历了事业上的打击，又因为随着年纪的增长还迟迟没有结婚对象，所以一直受到身边人的指指点点。莉对这样的生活绝望了。“在中国，你懂的吧，到了30岁还不结婚的话，周围的人会说你是个怪人，感觉一天天的医院的同事也都对我敬而远之，疏远我。我想与其在中国做不喜欢的工作，不如和丈夫结婚，移居日本。”于是，她邀请当时还在日本的交往对象来中国，以此为契机开始了交往，不久后两个人就结婚去日本定居了。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本研究的访谈对象所阐述的海外流动的理由有留学、工作、对新生活方式的探索等，但其中也包括逃离中国传统生活方式的动机。从出生地区来看，农村出身的女性中，因为面临家庭和当地社会的性别不平等而选择去日本的事例也不在少数。另一方面，来自城市的高学历女性，为了逃避职场上的性别不平等和职业发展的困难而追求新的生活方式，也可能成为其跨国结婚的原因。 （二）男性的跨国流动与在中国缔结婚姻 以下是日本男性因工作、旅行等原因来到中国并与中国女性相遇进而结婚的事例。小奇在国内大学读日语专业，在学校的国际交流中心打工时，认识了一位因工作关系留在中国的日本男性。日本男性对中国文化很感兴趣，小奇恰巧对日本文化也感兴趣，两人经常在一起交流两国文化，互相学习汉语和日语，随着时间的流逝，两人发展为恋爱关系，并在中国结了婚。 和小奇一样，红丹、美蝶、英子也是在中国与丈夫相遇并开始交往的。红丹在上海工作的时候，朋友给她介绍了一个想学汉语的日本人，之后红丹开始教他学习中文。“不到一个月，我就被‘骗’了，成了他的女朋友”，红丹笑着说。两个人在学习过程中逐渐了解，走到了一起。英子当时在上海的一家饭馆工作。经常会遇到一个来吃午饭的日本人。后来两个人经常在一起聊天，有时还一起出去吃饭，就这样谈了半年左右的恋爱。当时正好日本交往对象的驻外期限结束了，必须要决定是回日本还是继续留在中国，这对英子而言就是结婚还是分手的选择。后来英子考虑再三，还是决定结婚一同去日本生活。美蝶的情况也与英子相似，虽然都是农村出身，但她们能够在上海、苏州这样的大城市邂逅日本男性，一方面有赖于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大城市的开放。和以往的跨国婚姻不同，本研究采访的案例中有多数是日本男性经历了跨国迁移来到中国，加之对中国文化的喜爱，主动追求中国女性。 另一方面，是因为调查对象为了找到更好的工作，都从农村搬到了经济更发达的大城市。红丹来自农村，家乡经济发展比较缓慢，几乎没有什么好的就业机会。年轻人只能在高中毕业后去大城市打工或去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家留学。也就是说，在跨国结婚之前，她们首先都经历了从中国农村到城市的流动。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到城市，成为大规模的农民工或打工妹。他们大都在以城市服务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工作，弥补了城市服务业人手的不足。红丹、美蝶、英子也属于这样的打工妹。这些身处大城市的打工妹在全球化的浪潮之下，与外国男性相识、相知、相恋，为她们重塑自我认同、认识世界打开了大门。她们意识到自己可以有不同的人生选择，有能力让自己逃离传统的窘迫处境，寻找新的人生出路，于是她们主动采取策略，做出了与日本男性结婚并移居日本的决定。 （三）男女双方在第三国的流动与缔结婚姻 桃子从小生活在贵州，从小学到大学，没有去过贵州以外的地方。大学毕业后，想去外面的世界看看，体验一下和以前不同的生活，于是决定去加拿大留学。在加拿大留学时遇到了同样是留学生的日本男性，两人一起上学，一起游玩，后来慢慢开始交往。2年留学结束时，为方便拿加拿大绿卡，两人向加拿大政府提交了结婚申请。但是过程并不顺利，没有如愿拿到加拿大绿卡。留学结束后，两人为将来的出路开始烦恼起来，她决定先回中国生活一段时间，让丈夫学习汉语。就这样两人一起在中国生活了2年。后来桃子想到自己从来都没去过日本，萌生了想去日本看看的念头，就跟着丈夫来到了日本。采访的时候，她在日本读硕士。 我是通过日本私立大学院的英语课程入学的。因为我没有通过日语能力考试的N1，所以不可能升入普通的研究生院。别说N1了，连N2都没有。我完全不会说日语。因为他中文说得很流利，所以平时根本不需要我说日语。（对桃子的访谈） 桃子喜欢旅行，她认为人生就是一场旅行，去喜欢的地方，和喜欢的人交往，自己开心就好。所以刚到日本的时候，暂且先申请了硕士课程，边读边看能否适应日本的生活，然后再慢慢考虑将来的计划。 花遇到丈夫之前，在中国的日企从事翻译工作。丈夫因为工作关系，从日本到花的公司出差，两人由此相识。花说，自己喜欢旅行，丈夫也因为工作的关系，经常出差到世界各地。他们两人虽然有着不同的兴趣和生活方式，但是在喜欢旅行这一点上是极其相似的，花认为这点很重要，所以才决定可以和这个人结婚。他们夫妻二人在泰国结婚并居住了3年，之后移居日本。 以上桃子和花的事例并非简单的跨越国境的单方面迁移，可以看作是反复性、多样化的移居模式，即循环迁移。在当今世界，绝大多数移居者都是过去有过迁移经历的人。很多人为了工作，在母国或外国经历着多次的复杂的流动。而且有过流动经历的人，将来继续重复流动的概率会更高。这在迁移理论中经常被强调为迁移的自我永续性。每次流动时，移居者都会加深关于移居、在哪里、如何找到工作和住处等方面的认知。这些知识、一系列社会联系以及经验被称为“移民特殊资本”（migration—specific capital）。拥有的信息越多，在迁移时面临的风险就越小，成本就越低，成功的机会也就越多，所有这些因素都促进了循环型迁移。在本研究中，被调查者大多有在日本或其他国家留学的经历，在去日本之前，已经会说日语，对日本文化有一定程度的兴趣，在某种程度上已经积累了与日本的关系。 本研究的访谈对象大多是在学校或职场遇到日本丈夫的，这决定了男女双方在经历、职业、教育上具有较高的相似性。对于这种相似程度的观察和考察也是访谈对象决定是否与日本男性交往甚至结婚的重要条件之一。重视与伴侣价值观是否一致的安安说，因为自己和丈夫都有留学经历，想法也很相似，这是将其作为结婚对象考虑的前提之一。 我认为国外留学经历的影响很大。如果大学毕业的女性和初中毕业的男性结婚的话，会有很大的不同。我们都是大学毕业，而且都有留学经历。他在德国留过学。那我们对孩子的教育方针是一致的，我觉得国际性的教育很好。我丈夫并不是传统的日本人。他也想在国外生活或体验国外工作。因为我们公司也有去海外工作的机会，所以那还是有可能会实现的。（对安安的访谈） 综上所述，循环型迁移的女性在择偶方面，不太重视以往研究中所强调的上升婚姻和经济利益等价值观，而是优先考虑自己的生活方式，并以此为基础来考虑跨国婚姻的配偶选择。另一方面，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会影响子女对结婚对象的选择，子女会偏好与父母特征相似的配偶。本节中提到的那些拥有海外留学这一国际流动经历的访谈对象，大多是中产阶级出身。可以看出，在选择结婚对象时，倾向于选择与自己家庭环境相似的人。也就是说，从本研究中所观察到的女性的跨国婚姻来看，高学历女性更多倾向于选择与自己的阶层、教育水平、生活方式相近的“同质婚”，跨国婚姻并没有导致其阶层流动，反而是一种社会阶层的再生产。 三、中日跨国婚姻的影响因素 上面分析了中日跨国婚姻女性所经历的以不同流动为背景的跨国婚姻模式。接下来将考察影响这些跨国婚姻产生的因素。中日跨国婚姻出现的新趋势，是多种宏观因素与微观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下面仅从四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国际移民的女性化趋势 具有不同社会、经济和文化背景的人越来越多地从不同国家迁移到其他国家，这种现象被称为移民全球化。国际移民有两个显著特征：一是以工作年龄段移民为主体，二是女性化趋势越来越明显。根据国际移民组织发布的世界移民报告，2015年，2.44亿国际移民中，约72%处于工作年龄段（20—64岁），48%是女性移民，约1.17亿。2019年，2.72亿国际移民中，约74%处于工作年龄，其中48%是女性移民，约1.3亿。2020年，2.81亿国际移民中，约78%处于工作年龄段（15—64岁），女性移民数量达到了1.35亿。 社会中的物质和服务的生产领域，以及更多由女性承担的生殖和看护等人类再生产领域也受到全球化的强烈影响，致使全球女性劳动移民的数量不断增多。在发达国家，随着女性社会地位逐渐改善，家务劳动、育儿、照顾老人等再生产劳动呈现出人手不足的状况。为了弥补这一空白，只能选择依赖发展中国家的女性移民。这是国际移民女性化的背景。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以亚洲地区为中心，女性的单身国际劳工移民在数量上已经渐渐超过男性，小谷千穗将这种现象称作“移居劳动者的女性化”。 过去“移民=男性”的看法较多，关于国际劳动力流动的研究大多是对男性移民流动和就业的分析。但是近年来，以东亚的国际移民女性的流动为对象的调查越来越多，女性移民作为主体的行为者，在移居国的社会中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受到关注。原本女性多跟随男性移动，但从这种模式中独立出来的女性越来越多，包括通过跨国婚姻成为移民的女性。 全球化是全人类的国际移动，无论何种国籍、民族的人，都有可能联系在一起。这种全球化带来的人的移动和联系，也对被认为是私人关系的“男女关系”产生了影响。其结果使未必是同一国籍、同一民族的男女结合成的跨国婚姻成为常态（笔者译）。 跨国婚姻是亚洲地区移民女性化的一大存在方式。在韩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研究中，女性的跨国婚姻被认为是战略性的国际转移。日本学者是川夕指出，移民的女性化带动了日本20世纪90年代以后外国人口的剧增，在这个过程中，亚洲女性和日本男性的跨国婚姻的增加更是起到了很大作用。 （二）日本跨国婚姻的增长趋势与特征 日本在经济高速增长期以后农业急剧衰退，再加上城市化的发展，城市和农村的地域差距加剧。由于农村是都市型产业的劳动力供给地，因此居住在农村地区的年轻人开始向城市转移。其结果是，没有守家义务而且向往都市生活的年轻女性接连离开农村，城市女性又不愿意嫁到农村，因此农村男性面临着结婚难的问题。1985年日本政府通过行政介入，在日本全境特别是农村地区成立“跨国婚姻介绍所”，为结婚难的农村男性提供与外国特别是东南亚女性结婚的中介服务。跨国婚姻的数量随之开始增加，到2006年达到顶峰（见图1）。这期间，以“兴行”和“短期停留”等在留资格来日本，在酒吧等地方工作的女性很多。但是，2006年以后跨国婚姻数量逐渐减少，其原因首先是2005年的《出入境管理及难民认定法（入管难民法）》的修改。随着对“兴行”在留资格的审查变得严格，以及对“伪装结婚”管理的强化，来日本的女性数量大幅减少。 以上的背景造成了日本跨国婚姻的性别化，即与日本男性结婚的外国女性数量远比与日本女性结婚的外国男性数量多（见表1）。最为典型的是为了更好的生活和阶层的上升的“上升婚”。近年来，农村以外地区的跨国婚姻女性明显增加，然而日本官方还没有详细数量统计。通过本研究的访谈可以从侧面看出，随着中日两国经济差距的缩小，跨国婚姻的形式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与以往多见于农村地区的“上升婚”不同，发生在城市的“同质婚”越来越多。 （三）相遇场所的增加 本研究证实，移居日本后建立的社会关系扩大了相遇的机会，从而加大了跨国婚姻的可能性。例如，有很多日本朋友的安安和留学时期参加很多学校活动的南南的案例就印证了这一点。 我有很多日本朋友，可能比中国朋友还多。来到日本后经常和这里的本地朋友交流，一起玩，其实我发现日本人也好，中国人也好，没有什么不同的地方，感觉大家都是一样的。我丈夫最开始也算是我的日本朋友之一。渐渐地喜欢上了，就交往了。交往之后，我和在中国的父母说我有男朋友了，我要把他带回家，然后就带他去了中国。当时并没有考虑结婚，只是想给父母看看。父母对他的印象也很好，也没有什么特别不满的地方，所以很自然地就结婚了。（对安安的访谈） 我和丈夫是同一所学校的。在京都留学的时候，我住在留学生宿舍。他是商学院的学生，商学院和留学生宿舍经常举行一些交流活动什么的。这样我们就认识了。一开始我经常是和其他日本人以及留学生一起玩，慢慢地，我和他感觉是互相吸引，所以开始两个人单独约出来在外面玩。这样自然而然就开始交往了。（对南南的访谈） 马泰斯·卡尔敏将择偶发生的场所视为婚姻市场，指出学校、教会、职场等场所对择偶有很大影响。影响移民选择配偶的一个因素是刚到达移居国时建立的社会关系和社会接触。其机制是原始的网络和连带性完成了移民的居住地选择和最初的职业选择，并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之后社会关系的建立。 安安和南南在日本留学，懂日语，也有较高的学历和能力，拥有较高的人力资本，人力资本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关系资本的拓展，即她们在日本的社会关系网络得以建立和发展。这样的社会关系网络不仅仅局限于同质性社会资本，即同样来自中国的留学生朋友，也有异质性社会资本，即移居国当地的朋友。而异质性社会资本能够在更大程度上促进移民在移居国的融入与接纳，因此与日本人相识、相恋，愿意进入婚姻并留在日本的可能性也随之增加。 （四）个人的文化偏好与偶然性因素 一部分访谈对象是中国大学日语系毕业的，所以对日本文化感兴趣，有一定的日语基础。就读日语专业本身就表示了对日本人、对日本文化有一定程度的好感。美蝶虽是在中国苏州工作时认识的丈夫，但据她描述自己本来就对日本文化、日本动漫、电视剧很感兴趣，再加上会说一点日语，所以和日本对象的交往很顺利，内心对于和日本丈夫结婚也有所期待。 同样，日本男性中也有原本就会说汉语，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人，也有对中国感兴趣，想学习汉语的人。由此可见，对语言和文化的兴趣加深了双方的关系，成为促成跨国婚姻的原因之一。通过访谈案例发现，原本对中国人或外国人持开放态度的人，更容易选择跨国婚姻。在日本留学的林林说，她在日本的便利店打工的时候，丈夫曾主动向她打招呼。后来才知道她的丈夫当时知道她是中国人时，产生了想接触一下的想法。所以他一下班，就到林林打工的便利店门口等她，后来两个人开始自由恋爱。 另一方面，大多数访谈对象中的女性在结婚之前，对日本男性抱有“传统的日本人”或者“很难和外国人交往”等刻板印象。她们在选择结婚对象之前，要先确认一下对方是不是“传统的日本人”，有没有国际化的经历或思维方式，能否跨越异文化的障碍。而且，她们认为，解决这一切才是跨国婚姻的前提。 当初对日本人其实是持否定态度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日本男性给我的印象是对家庭的责任意识不足，只想着自己玩乐。所以，其实我不太想和日本人结婚的。但是，我老公当初和我交往的时候竟然很认真地和我约定我们是以结婚为前提的恋爱，两个人都很认真。这一点我也是挺意外的。因为你懂的，中国不是也有吗？对于结婚并不认真，只是为了玩玩谈恋爱的男生。因为我感觉这样的日本男性更是不在少数。后来试着交往了之后，嗯，觉得这个人不坏。就这样，然后就继续交往，结婚了。（对红丹的访谈） 关于自己的交往对象，云也说道：“一开始完全没想过要和日本人结婚。因为在文化上，日本和中国也不一样。只是那个时候，和他在一起，我很开心。他完全不像一般日本人那样对外国人采取歧视的态度，他也不讨厌外国人，反而很喜欢外国人，经常去外国旅行。”可以看到中国女性关于“普通日本人”、“对外国人有歧视的态度”等婚前对于日本男性抱有的印象。访谈对象们以为自己和“外国人”之间，存在着难以逾越的壁垒，所以不想和外国人结婚。这可以说是在选择外国人作为结婚对象之前，事先计算跨国婚姻带来的未知和风险，为了防止风险发生而采取的防御战略之一。通过和对方的实际接触交流，感觉和外国人的距离感缩小了，最终才能走上跨国婚姻的道路。 最后，我们还需要关注跨国婚姻择偶过程中的偶然性因素，在以往关注经济因素等结构性问题的跨国婚姻的基础上加入个人偶然性选择的视角。在全球化发展的大背景下，日常生活的复杂性也在增加，经常会发生仅凭社会结构因素无法解释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在选择配偶的过程中，个体自主性的作用也不容忽视。例如，美蝶在中国与日本男性相遇交往，到了必须决定是否结婚的时候，觉得“嫁到日本也不错。自己还年轻，将来还有很多可能性”。从她的想法可以看出，她认为跨国婚姻是一种充满可能性、极其“流动”的生活。跨国婚姻虽然充满了未知性，但可以确认的是，这些主动选择跨国婚姻的女性发挥了自身的主体性作用，将其作为扩大将来可能性的手段之一。 四、结语 本文从跨国婚姻中国女性的视角考察了全球化时代影响中日跨国婚姻发生的诸多因素。全球化时代男女频繁的跨国流动带来了与结婚对象相遇场所的增加和多样化。在对外国语言和文化的兴趣，对外国人的态度，加之跨国结婚女性的主体性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中日跨国婚姻的模式发生了从以往占多数的“上升婚”到教育背景、阶层类似的“同质婚”的转变。 本研究中分析的跨国婚姻与现有研究中所描写的中日跨国婚姻的模式不同。对于从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开始的通过跨国婚姻移居日本的女性的描写，大多是处于低社会阶层的亚洲女性为了摆脱生活的困境、追求更好的物质生活而采用“上升婚”这一策略，选择与更加发达的国家农村或者中小城市相对低阶层的男性结婚。但是，本研究分析的跨国婚姻案例，都是教育水平相近、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相似的跨国婚姻夫妇。也就是说，近年来的跨国婚姻中的女性并非只有这一种生存策略，而是审慎地、有目的性、有条件性地选择具有与自己教育背景、生活品味、阶层等相同或相近的男性作为自己的结婚对象，即“同质婚”策略。 教育对不同民族之间的通婚和打破民族间偏见有很大的影响。许多研究表明，群体中的高学历成员比其他成员更有可能选择跨民族结婚。另外，如果移民在接收国接受教育，与该国人结婚的可能性也会提高。本研究的中日跨国婚姻女性的案例也证明了这些见解。跨国婚姻女性的择偶从“上升婚”到“同质婚”的转变，是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成果显著的直接反映，既是中国女性对外国文化的兴趣和外国男性对中国文化的兴趣使然，也是女性作为自己人生选择的主体，勇于突破传统规范、敢于挑战新的可能、乐于追求有意义的人生的充分证明。无论是何种模式的跨国婚姻，其中都充满了偶然性和未知性。国家经济发展和国际话语权的提高，家庭给予的强大的经济与情感支撑，都赋予了新时代中国女性强大的人力资本和拓宽社会资本的可能性，在这个过程中她们也完成了更深层次的自主性构建，在循环迁移中获得了“移民特殊资本”。而拥有的资本越多，用以应对偶然和未知的能力就越大。 （摘自：郭笑蕾：《从“上升婚”到“同质婚”——以中日跨国婚姻中国女性为视角的分析》，《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23年第4期。注释从略，如有需要请参见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