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义的书法（英语：Calligraphy）是指书写文字的方法，一种书写的艺术。书法纵向有两个层面：“使用”与“审美”；横向也有两个层面：“文字”与“绘画”。在当代西方对实践书法的定义是：一种赋予符号有和谐协调、富表情、灵巧、熟练风格的艺术[1]。笔迹的经历是美学的演变，受人、时、地的技巧、物料、传播速率所局限[2]。笔迹的风格可说成“手迹”“手艺”“字母”[3]。书法家和画家表现不同的是书法家陶醉在一个跨时空领域，因为“书法涵盖功能性题字、刻字、设计，目的在于把取缔了文字易读性的抽象手写标记，变得精炼易辨”。[4]同时，书法也是笔迹学一种研究书写者心理与性格的工具。 中国的书法与世界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书法不同，它不仅兼具当代西方对实践书法的定义，而且，中国书法这门古老的汉字的书写艺术，从甲骨文、石鼓文、金文（钟鼎文）演变而为大篆、小篆、隶书，至定型于东汉、魏、晋的草书、楷书、行书等，书法一直散发着艺术的魅力。从中国书法与传统文化的关系来看，它涉及到很多学科，如汉文字学、文学、历史学、哲学及音乐、舞蹈、戏曲、武术、绘画等艺术。故此，历代大书法家都具有深厚的文化学养，如东晋王羲之不仅书法写得好，且学问深有思想。唐朝颜真卿书法好，做人有气节操守，北宋的苏轼不仅是大书法家，还是大文学家、大画家、大诗人。 西方文字用几十个字母来构字，汉字是用点横竖撇捺这些笔划来构字。 法籍华人艺术家熊秉明认为：“书法是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5]。他说：“一个文化的核心是哲学。中国传统哲学家的终极目的不是在建造一个庞大精严的思想系统，而是在思维的省悟贯通之后，返回到现实生活之中，我认为从抽象思维落实到具体生活的第一境乃是书法。熊秉明通过哲学、美学的立场，说明了书法是“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6]书论家韩玉涛为此诠释：“本来，中国书道的源头，也是中国哲学的源头，表现在一个古老的传说，即‘伏羲画卦’的传说上。相传的伏羲氏所画的卦，既是形象，又是抽象；既是哲学，又是书道。”[7]可见从书法源头开始，就一直贯穿中国人数千年的生活，作为人成长中学习知识、陶冶情操、修养身心、提升生命境界最好的方法和途径。 苍颉造字把笔画堆起来，像搭积木一样，堆得方方正正，堆得像一幅画，这就是方块字的来历。 一、书法是一种独特的艺术 世界上的文字有数千种之多，唯有中国书法是一种很独特的艺术，汉字是中国书法中的重要因素，以汉字（会意）为依托，是中国书法区别于其他（拼音）种类书法的主要标志。而且，书法中“书”是指写，“法”是指书写的法则、技巧、规律。书法散发着其独特的美，它的美在德在情，不仅能展现书法家的气魄、人格，更能激发民族自豪感，塑造自身人格。究其根本原因有三点： 一是书法使用的表意文字有别于其他艺术。世界各国家及许多民族在各自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创造了记录自己的语言和文字，产生和流传了极其丰富的古代民族文字文献，发展了自己的书法艺术，成为世界多样文化的历史见证和宝贵文化遗产。以中国各民族为例，藏文书法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先后出现过乌金、徂仁、白徂和酋体等数十种字体，藏文书法的书经、笔论有上百种之多。蒙古文书法自清代就有毛笔抄稿，被视为历史价值极高的书法作品。此外，满文、锡伯文、契丹文等众多少数民族文字都有自己的书法形态。[8] 左图：蒙古帝国御玺上用的即为蒙古书法，这是在贵由寄给教宗依诺增爵四世的信上的印章。上面刻圣洁博克多汗保持宗教与权威。右图：西藏的喇嘛和布达拉宫的居住者，通常擅于藏文书法。 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文字风格，以上民族及我们所熟知的欧洲人使用的文字（英、法、俄、意、德等）都属于拼音文字。汉字与世界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字不同，属于表意的文字。汉字作为世界上最古老文字之一，古人以“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造字方法，从自身和万物衍生出汉字。从形体上逐渐由图形变为由笔画构成的方块形符号，所以汉字一般也叫“方块字”。它由象形文字（表形文字）演变成兼表音义的意音文字，但总的体系仍属表意文字。所以，汉字具有集形象、声音和辞义三者于一体的特性[9]。也就是说汉字的每个字都有不同的文化内涵，而且富有哲理性，形象浪漫而多彩。这一特性在世界文字中是独一无二的。 左图：以阿拉伯文写成的奥斯曼帝国教统（公元1791年，伊斯兰历1206年）。右图：奥斯曼帝国的伊斯兰书法，内容是太斯米太斯米（阿拉伯语）意为：诵真主之名。 二是书法使用的工具材料有别于其他艺术。西方书法很少有用毛笔写的，而是用硬笔与纸面呈一定角度书写而成，其中最有名的笔为鹅毛笔。在爱尔兰，修院神父、修士过去都使用安色尔体，在苏格兰和其他地方，从这之后开始以“岛国风格”称呼这种书写方式，这也是泥金装饰手抄本的全盛时期。当时，为了圣经、神学文献等书更美观开始使用哥特体书法，如《凯尔经》就是一部泥金装饰手抄本，这种艺术字型相当华丽。而中国独有的书法绘画工具(书画用具)是笔、墨、纸、砚，即文房四宝，其名起源于南北朝时期。 哥德字母出现在11世纪，虽该字母不流行，但名称相似的哥德体成为中世晚期书法的主流。意大利也有大法官体（Chancery hand）和意大利手写斜体。 纸，是中国的一个伟大发明，世界上纸的品种虽然以千万计，但“宣纸”仍然是供毛笔书画用的独特的手工纸，宣纸质地柔韧、洁白平滑、色泽耐久、吸水力强，在国际上有“纸寿千年”的声誉。 现代西方英文书法 毛笔，是古代中国与西方民族用羽毛书写风采迥异的独具特色的书写、绘画工具。当今世界上虽然流行铅笔、圆珠笔、钢笔等，但毛笔却是替代不了的。据传毛笔为蒙恬所创。自元代以来，浙江湖州生产的具有“尖、圆、健”特点的“湖笔”成为全国最著名的毛笔品种。 墨，是书写、绘画的色料。唐代制墨名匠奚超、奚廷父子制的好墨，受南唐后主李煜的赏识，全家赐国姓“李”。从此“李墨”名满天下。宋时李墨的产地歙县改名徽州，“李墨”改名为“徽墨”。 西洋由芦苇笔过度到鹅毛笔 砚，俗称砚台，是中国书写、绘画研磨色料的工具。汉代时砚已流行，宋代则已普遍使用，明、清两代品种繁多，出现了被人们称为“四大名砚”的洮砚、端砚、歙砚和澄泥砚。古代中国文人对砚十分重视，不仅终日相随，而且死后还用之殉葬。 笔、墨、纸、砚，各有各的用途，各有各的讲究，所谓“名砚清水，古墨新发，放马滩纸，惯用之笔，陈旧之纸”，合起来是整个一套，再写出我们的文字，综合成为我们独特的传统书法艺术。它不但为自我欣赏，而且越来越得到世界各国人们的瞩目、珍爱。文房四宝独具一格，它既表现了中华民族不同于其他民族的风俗，又成为代表着中华民族的智慧的结晶。 文房四宝 三是书法在创作过程中有别于其他艺术。在中国书法与绘画史上，自古以来就有着“书画同源”之说法。因为两者之间虽异体但同质，之间的表现技法、艺术审美等许多基本因素都是一脉相通的，且刚起源时俱是人们记载情感和思想的一种手段。早在唐代张彦远就说：“颉有四目，仰观垂象。因俪鸟龟之迹，遂定书职业生涯规划范例字之形。造化不能藏其秘，故天雨粟；灵怀不能遁其形，故鬼夜哭。是时也，书画同体而未分，象制肇始而犹略。无以传其意，故有书；无以见其形，故有画。”[10]这是我国最早的“书画同源”释说。 左图：1959年于甘肃凉州磨嘴子6号汉墓出土的《武威汉简》。右图：汉字从右边往左写的习惯，可追随到竹简，当时的人为刻完字剪断及阅读的时候加便利。 “书画同源”[11]其涵义是指中国文字与绘画在起源上有相通之处，而在表现形式方面，尤其是在笔墨运用上具有共同的规律性。而西方绘画的主要特点强调对客观的事物“再现”，由此，往往把科学的观察方法应用到绘画中。中国画不重忠实的“再现”，而重提炼升华的加工，也就是“表现”。潘天寿曾用古诗“触目纵横千万朵，赏心只有两三枝”来说明中国画的特点。用中唐画家张璪的话说就是：“外师造化，内得心源。”书法没有外师造化的问题，那么就只剩“内得心源”的问题了。 书法虽用文字，却不需要借助文字的内容，只写几个字，内心的世界便展现了。所以张怀瓘就有“文则数言乃成其意，书则一字已见其心”。在中国的思维方式中，“心”是一个最基本的观念。所谓“大其心，则能体天下之物”“为天地立心”“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为此，清代朱和羹说：“作书要发挥自己的性灵，切莫寄人篱下。凡临摹各家，不过窃取其用笔，非如规矩形似也。近世每临一家，止摹仿其笔画；至于用意入神，全不领会。要知得形似者有尽，而领神味者无穷。”[12] 可见书法的书写、创作不仅是简单的艺术再现过程，更是一个陶冶身心，人格提升，生命成长的过程。 二、书法有益身心灵的健康 什么是身心灵的健康？1946年世界卫生组织（WHO）成立时在它的宪章中所提到的健康概念：“健康乃是一种在身体上、心理上和社会上的完满状态，而不仅仅是没有疾病和虚弱的状态。”[13]由此说明健康不仅限于身体，还包括人的心理及精神状态。而今天“身心灵”全人健康(Holistic Health)是现代人的健康指标，即指一个人致力于维持健康状态，发挥自己最大的潜力，以达致整体的幸福安宁[14]。事实上，对于身心灵健康的问题，我国明代哲学家王阳明早有很精辟的论述：“大医治神，上医治心，中医治身，下医治病，下下医治症”。[15]而学习书法是一种调养“身心灵”的最好方法。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书法可调养生息，促使身体健康。据世界卫生组织调查显示，抵御亚健康的最好办法，是学练中国的太极拳。练习太极拳时，要求动作与呼吸有机配合，动作之间衔接和顺，处处分清虚实，重心保持平衡稳定。通过“静中求动”，达到“静中有动”，身体处于相对静止之中，要求意气周流，呈外静内动之象。书法活动类似于太极拳，也追求神、意、气、势俱足，强调心、手、笔统一，一幅好的书法作品必须做到形神兼备。书法活动是一项良好的体育运动，写字不仅要运用腕力、指力、臂力，还需要运用腰力、腿力，“以通身之力而送之”。太极拳和书法活动它们最本质的共同点就是“静中动”，是在大脑安静的状态下，心不他用，目不斜视，耳不旁听，专心致意地运功写字，从而促进大脑皮层对躯体运动的调节，避免机体的功能障碍、推迟机体衰老以达到保健的作用。 俄国心理学家、高级神经活动学说的创始人巴甫洛夫曾说：“紧张是颗定时炸弹”。随着社会的飞速发展，生活节奏异常加快，常常使人处于紧张状态之中，不利于身心健康。一个人光动不静不行，光静不动更不行。而练习书法是动静结合的运动，所以练习书法一方面能使人从紧张中轻松起来，另一方面又使人能从闲散中充实起来，从而起到调节生活节奏以及内在系统平衡的作用。 二是书法可陶冶情操，促进心理健康。书法让人安下心来，俯下身子，缓解人的浮气、躁气、粗狂之气，使人变得文雅。书法以调心调息调身为手段,达到恢复、保持和增强人体机能状态与心理状态的平衡与协调。心理调节功能是指主体的自我调节活动。在生活工作中，人与自身、他人、自然、社会会出现许多失衡失调等心理状态。脑体并用动静相宜的书法艺术可以使人冷静审视欢乐平和。书法艺术在细微中求平衡在平衡中求不平衡，以静态的形式，通过黑白关系的处理，揭示出虚实相生的和谐关系，感悟万事万物的得失互转、阴阳相契、和谐共存的规律。墨分五色，在黑与白之间的变化，人们可以从中领悟到取舍之间、顺逆之间互为条件的变化规则，从而冷静地面对竞争中的胜负得失，以保证健康乐观的良好心态。 练习书法已经成为港台地区的不少心理医生常用的一种心理处方,被广泛应用于多种心理疾病和冠心病、高血压等身心性疾病的辅助治疗。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心理学博士台湾学者高尚仁教授，用了6年时间，借助电脑生理反应记录器调频磁带记录器等仪器，对书法做了一系列生理和心理的反应研究，证实书法能够降低心率、血压，减慢呼吸，具有缓和精神压力及解除焦虑的效果。 练习不同字体的书法具有不同的具体适应症，如篆书（小篆）平正安稳行笔缓留的特点尤其适合于焦虑、紧张和躁动者用于心理调节，亦适合于A型性格者，高血压、冠心病的辅助治疗。隶书:笔画一波三折，曲中有直，直中有曲，充满着曲线美和柔性美，有助于培养人的柔性，适合于不良情绪的缓慢释放。草书:体势放纵，笔势连绵回绕，离合聚散，大起大落，变化无穷，尤为适合于情绪压抑、忧郁者抒情达性之用。楷书:端庄工整,结构紧密，四满方正，对培养人格有潜移默化的作用。楷书提、按行顿如松如钟，沉着稳重，适合于焦虑、紧张、恐惧症、疑病症、冠心病、高血压、心律紊乱者的心理调节。楷书中的魏碑:豪放有力，雄浑阳刚，苍劲古朴，适合于情绪压抑、意志消沉、行为退缩者进行心理训练[16]。行书:任意纵横，发抒性灵，从而培养人的灵活性和应变能力，对于强迫性人格者、抑郁症、自卑、手足麻痹、脑栓塞者尤为合适[17]。 书法艺术的形神韵动及其天人合一的特征体现了心理学的意识运动思想和人本思想，其畅神与健心的价值功能又符合心理健康的需要。书法以其特有的方式表达情感和心理，实现了情、意、形的统一，成为建立和保持心理平衡的重要途径和方法，因此为现代医学、心理学所关注。 三是书法可升华精神，使人延年益寿。中医学认为:“人有五脏化五气，以生喜怒悲忧恐。”七情太过可使脏气失调。一般情况下这种刺激不会致病，但在强烈精神创伤或持续长久的慢性刺激下得不到释放，日积月累就会使人体气机紊乱，脏腑气血失调，免疫力下降而引发疾病。书法可调节心态，使情绪稳定。狂喜之时，习书能凝神静气，精神集中；暴怒之时，能抑郁肝火，心平气和；忧悲之时，能散胸中之郁精神愉悦；过思之时，能转移情绪，抒发情感；惊恐之时，能神态安稳，宁神定志。纵观中国书法史上的许多大家，无论是浪漫的诗人，豪迈的文人，落魄失意的皇帝，漂泊的隐者，得道的高僧，他们不仅在书法艺术中获得了精神的慰藉，也得到了延年益寿的裨益。 在“天下第一行书”王羲之《兰亭序》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从每个字的神韵，感受到一个书者舍弃世间种种思虑后，飘然在山水间，以一颗自由的心灵领悟自然的奥秘及生命觉醒后的平静和喜悦。 关于中国历代平均寿命的问题，据学者林万孝经过研究统计：先秦18岁，汉朝22岁,唐朝27岁，宋朝30岁,清朝33岁[18]。难怪杜甫感叹“人生七十古来稀”。但翻开浩瀚的中国书法史，我们发现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著名的书法家高龄长寿者甚多。唐朝虞世南活了81 岁，欧阳询活了83岁，柳公权享年88岁。在知识分子社会地位空前下降的元代，杨维桢活了75岁，黄缙81岁，王恽87岁，王馨92岁才寿终正寝。明清两代书法家中的长寿者更多。明代的董其昌、文嘉、沈周皆享年83岁，文征明至90岁高寿方驾鹤仙逝。清代的包世臣81岁，朱耷82岁，刘墉86岁，梁同书可谓其中寿星享年93岁。现当代书法家中高寿者更是不胜枚举，沙孟海、赵朴初、董寿平、萧娴、于安澜等享年都在90岁以上。以上所举并非都是巧合，他们之所以长寿，原因是多方面的，然而不容否认，练习书法，怡心养性，对人的健康寿命的确大有裨益[19]。 在“天下第三行书”苏轼《黄州寒食帖》，在布局参差错落，字体大小不一的作品中，感悟书者的“聊寓其心，忘忧晚岁。天真烂漫是吾师”的率性自然人性光辉。 何乔番在《心术篇》说:“书者，抒也，散也，抒胸中之气，散心中之郁，故书家每得无疾而终。”这是古代书家延年益寿的秘诀。现代社会快节奏的生活，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承受着很大的压力。另一方面，无处不在的诱惑，又容易让人们变得功利和浮躁。每个人都可能遇到多种多样的刺激事件，应生不同的应激因子，这些慢性应激因子长久得不到释放，就会造成失眠、焦虑、抑郁等心身疾病。良好的书写习惯既可调节精神放松反应，又可锻炼肢体和大脑；既可转移宣泄情绪，又可调节心理；既可言志载道，又可以自娱娱人。同样可以促进人的身心灵的健康，并起到延年益寿的效果。 三、书法是一种持久的修行 一个人最好的修行就是静下来。心静下来，让生命的感受更清晰而深沉。老子说：“静胜躁，寒胜热，清净为天下正。”[20]就好比一棵古树的浓郁苍劲不在于风中招摇的枝柯，而是静默的根系，深藏在地下，不为尘世的一切所鼓惑，只追求自身的安静。于人而言，安静不是沉默，也不是孤寂，是满载温情和力量，是一种难得的精神体操。 东汉书法家蔡邕说落笔前：“先默坐静思，随意所适，口不出言，气不盈息，沉密神彩，如对至尊，则无不善矣。”[21]意思说书法是抒发情怀之事，讲究调息、呼吸、练气，故作书者必须静心养气，运笔之前应调节情绪，抒发心怀，排除杂念，以便能集中精力进行书写（这尤其适用于篆、隶、楷这几种相对属于静态的字体）。从这个角度看，书法与“心无异缘、意绝妄想、六窗寂静、端坐默究”[22]佛家禅学的修行并无二致。如周星莲所说，写字“先须端坐正心，则气自和，血脉自贯，臂自活，腕自灵，指自凝，笔自端。是臂也、腕也、掌也、指也、笔也，皆运用在一心”。[23]这个“心”就是“灵魂”与“精神”的意思。 左：《柳公权玄秘塔碑》，右：《颜真卿多宝塔碑》局部 自有书法以来，对书法功能的认识，一是儒家“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的教化观，二是“达其性情，形其哀乐”的抒情观。颜精柳骨正体现了这一认识。柳公权以书法而入仕途，一生历经穆宗、敬宗、文宗三朝，默默无闻潜心笔耕。当皇帝请教他用笔之法时，他说：“心正则笔正，乃可为法。”颜真卿的楷书笔笔浑厚，雍容大度，巧妙地把法度和抒情结合起来，特别是他的《祭侄季明文》不仅记载了历史，也记录了一颗伟大心灵的跳动。 书法是一种持久的修行，书法与修养的关系历来被人们所重视。西方心理学家把字迹学当作一门学问来研究。中国古人曾言“书，心画也”[24]，“一字见心”。由此说明，书法最显著的表现就是出离繁复的多重关系，以最直接的线条艺术直指幽不可见的内心层面，表现文化情感的天性，呈现一种本然的精髓之美。当一个人拿起毛笔，凝神静听，扫除一切烦恼的时候，就能记起写字的人应有的姿态：拿得稳，坐得端，心正则笔正，书法就成为一种修养。当你蘸下墨，笔尖在宣纸舞动一刻，就能感知到什么是心手合一，书法就成为一种修行。 一是书法可培育学养，提升人的品质。书法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结晶和象征，有着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和巨大的文化魅力。古今书法家向来重视字外功夫，陆游说：“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学书亦然。董其昌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胸中脱去尘浊，自然丘壑内营。”杨守敬说：“学富，胸罗万有，书卷之气，自然溢于行间。”因为书法作品是书家渊博的知识，高深的修养，娴熟的技法的结晶。没有一定的学识修养，是无法创作出上乘之作的。学识深，意气平和；学识高，胸怀豁达；学识广，联想丰富。 馆阁体一般指台阁体，为明代皇帝朱元璋倡导。狭义地讲，专指用于科举考试或馆阁笔翰的小楷书册。字体缺乏个性和生动的变化，但它蕴涵雍容、平和的气局。清代进士黄自元一生精研楷书，写出了清朝最具实力的馆阁体书法，在当时上至皇帝皇子，下至黎民百姓，都学黄体书法。 历史上卓有成就的书家，都是学识丰富深广的学问家。识广方能才高，才高方能创作出“书味”。书法是一种精神产品，一个人如果没有几个艺术细胞，要创作出艺术产品是不可能的。这种艺术素养，有先天因素，但更主要的是后天的努力，不是读了一两本“美学”就可以学到的。“操千曲而后知音， 观千剑而后识器”，艺术素养是要从长期的学习和实践中逐渐培育出来的。 我国古代历来重视书法教育。自古三尺蒙童读书，塾师除了教“三字经”之外，还必须规定习字课。“日课三千”，摹、临之法不可缺。通过学习书法不仅可以培养观察能力、分析能力、表达能力，还可以领会汉字文化以及书法艺术的哲思情理，让人汲取传统文化知识，提升人的品质。 初习书法者，你可以不懂，但习着习着就懂了。就像小和尚念经，念着念着就有心了，念着念着就成佛了。从事艺术要有刻苦自励、锲而不舍的探索精神。王羲之池水尽墨、“俱变古形”，释智永颓笔成冢，欧阳询驻马观碑，米南宫集古成家等等，这些故事在书界和民间广泛流传，生动形象地说明了一个艺术家必须经过坚持不懈地艰苦探索，日积月累，才能登上艺术高峰。 书法中作为儒家思想表现载体的庙堂汉碑隶书,既是书法艺术走向自觉和成熟的结果,同时也因其稳健俊逸,丰满腴润,肃括宏深,沉古遒厚而成为隶书的标准和极则。如《汉曹全碑》 学习书法，能养成细致、专注、沉着、持久的品质。正如郭沫若先生曾经说过的，“要把字写得合乎规格，比较端正、干净、容易认。养成这样的习惯有好处，能够使人细心，容易集中注意力，善于体贴人。草草了事，粗枝大叶、独断专行是容易误事的。练习写字可以逐渐免除这些毛病。”弘一法师出家后，把音乐、绘画、诗文、戏剧诸艺都弃置，只不废书法，在斋戒期间，以书法为日课。书法是一“艺”，所以可以悠游其中。孔子所谓：“志于道……游于艺。”把书法和修行联系起来，修行不是苦修，仍然有生活，而这生活是最简化的、最恬淡的、最纯净的生活。 当一个人能够远离喧嚣，在知行上放下，沉浸在绵延丰厚的墨海，学养于先哲留下来的墨宝，愈加领悟也就触摸到历代书家的心灵。此时此刻，淡定于人生苦乐和生命悲欢；沉着于岁月浮沉和人情冷暖。品味人生书途，沉着矜持大道。在一招一式、一点一画、一深一浅的书写世界的中，书法不仅成为一种解悟人生的方式，更成为人生不断修行的重要途径。 二是书法可认识自我，不断追求超越。在心理动力论中，本我、自我与超我是由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之结构理论所提出的精神的三大部分。“本我”（完全潜意识）代表欲望，受意识遏抑；“自我”（大部分有意识）负责处理现实世界的事情；“超我”（部分有意识）是良知或内在的道德判断。 从心理动力论的方法来看书法的活动，就知道写字虽像是一个简单的活动，却有本我、自我与超我三部分的参与。自我决定要写字，写什么字，用什么纸，用什么笔，写什么体等，在这一系列的选择中，好像是意识的我在决定，其实很可能已有超我与本我的参与。比如有人喜用精致洁白的宣纸，有人喜欢用稍粗稍黄的毛边纸，为什么有这偏好，书者未必想过，但是如果追究，可以找到来由。写前心目中有一模糊的样式，所谓“意在笔先”。此意并不清楚，如果清楚到像某家某帖，那么写出来的字只是背临，愈能乱真，愈算不得创作。此意是超我在长期酝酿中形成的，是自己一理想的风格，是受幼小时父兄师长的解说、示范，以及长期见到的许许多多碑帖的影响而形成的。它给自我一个努力的方向，要在笔下实现，还要靠自我的实践和大胆的尝试。 法籍华人书法家熊秉明[25]在谈到书法的习字时说，如果你写的字觉得不完全如意，不能得心应手，首先来自指腕还不够熟练，不能完全受自我控制。其次来自本我的干扰。康有为自称他“眼中有神，笔下有鬼”。我们知道潜意识中埋藏的因素很多，有本能、情结、怪癖、心理创伤……这些属于生命的阴暗面的东西，在扰乱你的指腕。我们得承认它们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如果不能排除它们，就应该接受它们，使它们成为我们的助手。本我的干扰使写出的笔画出现轻微的颤动或出轨，不合你的意。“意在笔先”的那一个“意”，实在不必在意。因为你如果每写一个字都如意，那就会得到窦臮给孙过庭的评语：“千纸一类，一字万同。”你的字是有功力的，然而是机械的，没有趣味。所以董其昌说：“作字须求熟中生。”生是一种小失误，小差错，这些偶然性是本我带来的，给作品带来生命的跳动。苏轼说“书初无意于佳乃佳尔”，也是这个意思。 中国历史上，书法大家也基本都是做官的，老百姓成为大家的则称为布衣书法家，较著名的有林逋、傅山、邓石如、金农。其中邓石如即是清代碑学的先驱,也是中晚清碑学运动的奠基人。他是中国书法史上为数不多的以布衣身份、全凭自己艺术傲立书坛的大书法家。左邓石如《陈寄鹤书》。右金农漆书七言对联。 在书法的创作中，不要轻易把不如意的作品撕掉。因为如果你写字“意在笔先”，写完之后，必以此“意”来评定成败。但是此意并未考虑到本我的参与，其评定不一定可靠。宋代欧阳修说：“每书字，尝自嫌其不佳，而见者或称其可取。尝有初不自喜，隔数日视之，颇若可爱者。”[26]这就是我们在写字时有个主见，或说成见，凭当时的成见来评定字的好坏，这评定不一定正确，而旁观者没有此成见，倒能看出优点。而自己过了数日，已忘了那时的成见，所以也往往看出了优点。 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是一位标新立异的书法家。他留下一句成语“难得糊涂”，有人说，此为极聪明人语也。余谓糊涂人难得聪明，聪明人又难得糊涂，需要于聪明中带一点糊涂，方为处世守身之道。 超我和自我有矛盾，超我所悬的标准可能太高，或者根本与个人的脾性不合，自我无法达到，或者经过长期的训练达到了，但那只是很好的模仿，并无自己的面目。只有多方模仿，才能逐渐察觉和自己性情接近的风格。本我和自我也有矛盾，自我无法接受本我带来的败笔。在长期训练中，到个人风格逐渐形成的阶段，超我不再定一种帖作为高不可攀的标准，强迫自我去学。临过了许多不同风格的碑帖，眼光放宽了。而自我能接受本我的乖顽，认识败笔的趣味，把败笔吸收入个人的风格之中。那时不再有所谓的败笔与失误，也就是说他在心理上三我趋向统一。老境应写出这样的字来，超越成功与失败。因为超越一切外在的标准，他写字可以自由地写，放心地写，他可以哀痛地写，酣畅地写，他到了“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地。 禅意书法即以清净息虑之心境融入书法艺术之中。以隋朝年间的智永禅师为开端，民国时期的弘一法师为终结。智永是王羲之的七世孙，他一生有三十年的时光都消磨在一杆笔管上，在他故去的兰诸山下，有一座有趣的坟茔“退笔冢”，就是他平时用过秃了的毛笔头。他一生写过百本《千字文》，赠送给浙东各寺庙，这种精神成为佛家施惠的一种方式——赠书。弘一法师（俗名李叔同）和于右任都曾是马相伯先生的学生，弘一法师在深山古寺中，割断了人世的一切情缘和艺事，只保留了“写字”，且至死都未放弃。临终写的“悲欣交集”就是最后绝笔。左：智永书法墨迹《真草千字文》局部，右：弘一法师56岁行书：究竟清凉。 三是书法可培养静默，有益人的灵修。艺术提升的不仅是修养，更能启迪人的灵性。老子说:缤纷的色彩让人眼盲，美妙的音乐让人耳聋，急迫的速度让心衰微，故而老子言“虚怀若谷”，庄子“希望坐忘”来忘却人生的烦恼。孟子说:“吾善养浩然之正气。”荀子也认为，唯有保持心灵“虚静为一”的纯粹境界，才能认识人生的根本道理。古人所追求的人生修行最高境界正是书法艺术可以承担的重任。 吴经熊 1935年行书：镜心 书法中的“虚”，泛指其境界的高远、空灵；书法中的“静”，谓之其意境的儒雅、静默。庄子说：“静而与阴同德，动而与阳共波。”静默为禅，空灵如水，揭示了中国文人特有的心灵空间。禅宗视自然界万物为幻象，释家却在空山落叶的寂寞中打禅入静。这种心境在滚滚红尘中嵌入艺术的心灵石壁，豁显其自然、安和与静谧。晚唐司空图说：“落花无言，人淡如菊。”[27]宋代画家米友仁也曾深有感触地说过这样的话：“每静室僧趺，忘怀万虑，与碧虚寥廓同其流荡。”清代文学家刘熙载则说：“欲作草书，必先释智遗形，以至于超鸿蒙、混希夷，然后下笔。”他还说：“正书居静以治动，草书居动以治静。”他深刻而生动地阐述了书艺中静动之美的哲学辩证关系，为书家指明了一条动静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方向，只要书家掌握了这些规律，就可恣意挥洒，形其自然。这种潜心修书，虚静兼修追求生命的“虚极静笃”境界。[28]不正是教会灵修中的“静默”和“谦虚”精神吗？ 清朝书法家王铎《赠汤若望诗册》行书 在教会的灵修传统中，静默就是一种谦虚[29]。在谦虚的静默中，人可以与天主建立无惧无畏的共融关系。面对天父无限丰盈的奥秘，静默是皈依天主最深处的体验。在静默中，我们的存有即是天主自己；而我们生命的中心，便是为发现奥秘中的天主，寻求体验祂的真实性。在这自我的最深处，每一个人都会与永恒的天主相遇；而静默就是达到这自我最深处的唯一途径。因此，圣奥斯定教导我们要常回到心灵深处，即“那受静默统辖之处，那在灵修上能真正看见和听见的地方”[30]。约翰·梅因在有关默观祈祷的一书中说：“我们知道天主是最密切地与我们同在，我们也知道祂是绝对地超越我们。只有在深深的和具有释放能力的静默中，我们才能调和这奥秘的两个极端吊诡”[31]。在非基督宗教传统中生活的甘地亦有相同的体验，他说：“无论在精神上或身体上，静默对我而言已不可或缺。起初，静默是为缓解压力，虽因写作之故，静默时间不长，但一段时日后，在精神上获益良多；忽然体悟：静默不正是得与天主完全契合的最佳时刻。顿时，我仿佛即是为静默而生、为静默而活。相信我！当摒除心中的心思意念，当我们内心满溢不可见的天主的气息时，即能得享无可言喻的宁静与平安。这宁静与平安融合了最深的自我和水恒的天主[32]。 四、走近书法，走近中国人的心灵 以上我们从中国传统文化及心理学的视角，探讨了书法与艺术、与健康、与修养的密切关系及意义，对书法有了一定的认识和理解。那么，书法究竟是什么？书法家刘长春说：“书法是艺术、是语言、是境界、是载体、是形式、是哲学、是生命的符号，是人生的意义。另外，又有新的一说：中国书法是节约化到最后的文化活动、精神寄托，是比哲学更远的一境，是中国文化核心中的核心。我找不到惟精唯一的解释。就像我们面对他们的作品，无法重拾作者心中的所有意念一样。”[33]由此可以体会，我们可以随便指出书法是什么，但对于中国书法的定义，其实都只是对书法的特征和意义的描述而已。因为，书法只是代表了中国人追求一种独特的心灵生活。 康熙帝御赐“万有真原”匾额，现存于北京崇文门附近的东交民巷天主堂（圣弥厄尔天主堂） 辛尘教授说：“中国人的心灵是玄妙的，是西洋人或是近代以来受西洋文化影响的中国人难以理解的。一方面，中国人有其独特的思维方式——直观——对具体事物的直接体验和领悟；另一方面，由此决定的中国人对自己的思维的独特的表述方式：不加演绎的直接结论——格言式的，或以具体事物作例证和比喻——暗示式的。因而，中国人的心灵以及心灵的抒说，最具体也最抽象，最直接也最隐晦，最清晰也最朦胧，最简约也最丰富。”[34]由此，他认为书法绝不仅仅是简简单单地点画线条构成的文字，而是这些点画线条以及由此构成的文字所蕴含的一切思想文化背景，一切中国人独特的心灵体验。 辛教授的这个观点，让我想到意大利的刚恒毅主教对中国书法的诠释：“中国文字的本身，就是一种艺术；因为中国人重视书法，所以书法便成为雅俗共赏的艺术了。中国的书法，实是中国灿烂艺术发展的基石。这也说明了中国艺术品上为什么一定要题字，只有题字以后才能使艺术表现出光辉、细致和一气呵成的美丽特殊性质。”[35]可见西洋人还是有懂书法的。其实，在明代的传教士中也不乏其人。利玛窦神父对中国文化的观察也是细致入微。罗明坚神父更加直接地断定，他们唯理性是从，按照格言与结论行事，在道德方面身体力行，洁身向善，并把大部分的精力用于钻研文科学问。也正是基于这样认识，耶稣会的传教士来中国之前在澳门“练习用他们的语言写作，作为一种吸引捕捉他们心灵的手段”。[36]而利玛窦神父所编著的格言体《交友论》，正是寻找与中国思想相契合的西方格言，让二者互相补充，彼此印证。为当时的书法家提供可书写内容，以便更好地走近中国人的心灵（他在中国27年的时间结交了上至皇亲贵族，下至僧侣等129位知名人物,并与他们建立起了友谊）。 乾清宫正大光明牌匾是由顺治皇帝所写，后康熙又临摹了一份，原迹藏在故宫御书处，乾清宫悬挂的是乾隆临摹的。后来嘉庆时期乾清宫失火匾额被烧毁，嘉庆皇帝又让人重新临摹了一份挂在门庭之上直到现在。 但到了在清朝，走近中国人心灵的这种虚己的模式越来越不被关注，在“礼仪之争”中主要因素是“尊孔祭祖”，但谈判的过程也不容忽视。康熙皇帝得知铎罗主教(Maillard de Tournon, 1668-1710)到中国生病，不仅派御医照看，还陪同游览畅春园。之后，因铎罗主教不懂汉语，推荐福建宗座代牧颜珰（又译阎当巴黎外方传教会会士）当担此重任。康熙在热河召见，亲自考核颜珰对儒家经典四书的熟悉程度。并指着御座后的几个汉字，要阎当识认。阎当不能应对。康熙见此勃然大怒。作御批：“愚不识字，擅敢妄论中国之道。”后再作御批：“阎当既不识字，又不善中国语言，对话须用翻译。这等人敢谈中国经书之道，像站在门外，从未进屋的人，讨论屋中之事，说话没有一点根据。”[37]这微妙的环节让人深思，阎当不认识御座后的汉字，究竟是什么字不清楚，但可以可肯定是“古训”，是皇帝或名家的一幅书法作品。 刚恒毅主教说得好：“中华民族有伟大的伦理文化，只要注入基督信仰的生命种子，填补心灵的空虚，必会使中国发扬光大。”[38]可见，只有熟悉汉字，懂得书法，才能走近中国人的心灵，理解中国的伦理文化。而且，一个人学习书法，从摹帖、临帖、入帖、出帖，到最终可以通过用笔、结体、意态、风神之中,贯穿着内与外、心与物书写过程，创作出一副笔势流畅、笔法精致、一气呵成、俊逸挺秀、遒劲有力的好作品。而一副好的作品不需要任何描摹、渲染、纹饰、雕琢、修改来反复加工，而是一次性完成，就像生命的一次性演绎。这种具有生命、心境、非言语表达的心灵交融的艺术，不正是基督徒、牧者走进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的最好途径吗？ 比利时鲁汶大学哲学博士潘怡蓉教授认为：“圣神是超越时空的，艺术作品要有灵性，也必具有超越时空的超越性。艺术具有超越时空、突破视野、产生透视、激发顿悟、感受状态的特点。艺术是带动我们灵修的过程。同时她强调我们的天主是真、善、美的，一切创作的泉源都来自祂。”[39]在这个意义上，书法既是书也非书，更是超书，它不正是在静默的学习书法艺术中，在静默地抄写经文中，为我们默想耶稣基督的降生奥迹，即圣言进入到静默的奥迹、谦逊的奥迹，进入到超越具体点画而与伟大的经典文脉相承的精神境界的一个途径吗？ [1]Mediavilla 1996:18 [2]Diringer 1968:441 [3]Fraser & Kwiatkowski 2006; Johnston 1909: Plate 6 [4]Mediavilla 1996 [5]熊秉明:从书法看中国文化精神，原载于《中国文化报》2008年2月28日第006版 [6]熊秉明主编《书法与中国文化》[M]，文汇出版社，1999年 [7]韩玉涛著《中国书学》，人民出版社，1991年10月 [8]张亚萌 冉茂金：少数民族文字书法：中国书法大家庭的成员，《中国艺术报》 [9]古人所谓“六书”，是指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六种有关汉字造字和用字的方法。 [10]张彦远著《历代名画记·叙画之源流》 [11]明代何良俊《四友斋书画论》说：“夫书画本同出一源。盖画即六书之一，所谓象形者也。”指出书画的起源相同，绘画出自象形，汉字也源于象形，汉字的源同是书画的源，因此，书画同源于象形。 [12]清朝朱和羹著《临池新解》 [13]Health is a state of complete physical，mental and socialwell-being and not merely the absence of disease or infirmity.WHO 1948. [14]陈丽云著《身心灵全人健康模式：中国文化与团体心理辅导》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9 [15]《铿然舍瑟春风里——王阳明心学语录》青山闲人著，团结出版社，2019年3月 [16]邱鸿钟著《心理调适》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P135-136 [17]王国新：中国书法欣赏创作与心理健康，《医学与社会》2007年第8期，P52 [18]林万孝：我国历代人的平均寿命和预期寿命，《生命与灾祸》，1996年05期 [19]韩布新 段春颖：学书能增寿,习画好养生，《保健医苑》，2016年06期 [20]《老子道德经注》老子著，王弼注，楼宇烈校释，中华书局，2011年1月，第四十五章 [21]《历代书法论文选：笔论》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室，上海书画出版社，2014年6月 [22]宋道谦编《宗门武库》 [23]清周星莲撰《临池管见》 [24]西汉晚期扬雄在《扬子法言》最早提出：“书，心画也。” [25]熊秉明：书法与人生的终极关怀——老年书法研究班讲稿，《中国书法》，2003年第12期 [26]北宋欧阳修著《试笔学书消日》 [27]晚唐诗人司空图著《二十四诗品》 [28]老子《道德经》第十六章原文：“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白话：使心灵保持虚和静的至极笃定状态，不受影响，为的是万事万物并行发生时，我用这种心态观察事物循环往复的规律。 [29]圣本笃也因此特别强调谦逊，视它为管理灵魂世界的基本法律。谁越谦卑就越接近天主。在会规第七章，他把谦逊的层次划分为十二级，以第一级的敬畏天主之情为整个灵修生活的基础，逐渐晋升到第十二级的习惯成自然的谦逊态度。这最高的境界，就是“爱主无惧的完善境界”。 [30]As quoted by Raymond Gawronski，op．cit.P114 [31]John Main, OSB，Word into Silence（London：Darton．Longman ＆ Todd,1980），P7 [32]约翰·维恩加德斯著，李素素 译，《走向天主》台北光启出版社，1997年，P11-12 [33]刘长春著《宣纸上的记忆》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2006年1月，P212 [34]辛尘、文田著《书法与中国人的心灵》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年12月 [35]《中国天主教艺术》陈耀林编，河北信德社出版，2003年7月，P18 [36]李小松著《历代寓穗名流》南粤出版社出版1962年4月 [3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4月，P426-437 [38]《中国天主教美术》刚恒毅著、孙茂学译，台湾光启出版社，1968年，P21-22 [39]潘怡蓉著，黄瞻远画《艺术灵修：出埃及记》香港语蜜工房有限公司出版，201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