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宣传国家政策 严遭政府打击 　　黄国卿、陈勇明、钟朴全等都是有文化、懂政策、爱抱不平的中国农民!在正常的社会体制内是好人;是值得赞扬的人物。但是，当社会严重扭曲时，却是不守本份、多管闲事的不法分子;是刁民。因此，也是政府打击的对象! 　　这样的评语，既不够突出黄国卿等人的性格和特征，又空话无凭。事实胜于雄辩!《减轻农民负担》是中共中央国务院1993年7月就颁布实施了的政策。但是在黄国卿的家乡——三甲，却到1996年8月还没有落实减负政策!不但没有减负，反而，农民负担逐年加重!因此，黄国钦等人由此而对当今的父母官感到很是失望!立志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维护农民的利益。于是，为了《减轻农民负担》的事，东奔西走，通过各种渠道，找到了：“中共娄底地委 娄底地区行署《关于切实加强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的意见》娄发[1996]第24号”文件。当时高兴得跳了起来!黄国钦等几个农民齐声大呼：“我们找到尚方宝剑了”!“我们找到尚方宝剑了”! 　　回到家之后，家乡的农民更是奔走相告。三天之内，附近各村就有数以千计的农民代表来找黄国钦看这把尚方宝剑——“中共娄底地委 娄底地区行署《关于切实加强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的意见》娄发[1996]第24号”文件。因为这个文件是1996年7月17日颁布实施的，所以，农民将此文件誉称为《7.17减负文件》。 　　从此，三甲农民就开始了极不平凡的日子，悲喜交集!喜是农民获得了《7.17减负文件》这把尚方宝剑;悲是黄国钦等30多位参加《减轻农民负担》的农民代表被当时的基层政府，关进了“高墙”之内!强尝了牢狱生活。追究其原因是：因为他们响应了党中央政策——《减轻农民负担》的号召!下文是湖南省涟源市检察院查明减负活动的农民骨干之一——钟朴全的犯罪事实： 　　“涟源市公安局已侦查终结，于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十二日移送本院起诉，现查明： 　　一九九六年八月二十七日上午，被告人钟朴全在财溪小学参加了由黄国钦等人组织召开的关于要组织发动群众游行，减轻农民负担，宣传娄底地委、行署七月十七日下发的《关于切实做好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7.17文件”)文件精神的会议。会上，被告人钟朴全被确定为金竹村代表。会后，被告人钟朴全与本村的钟少和将“7.17文件”附有煽动性的编者按全文抄录贴在金竹村。 　　一九九六年八月二十九日上午十时许，被告人钟朴全与黄国钦、黄楚祥等人发动、组织、指挥约二千名群众在财溪供销社集合，以减轻农民负担为由开始非法游行。当非法游行队伍至马埠桥村时，三甲乡政府干部极力教育、制止，被告人钟朴全等不听，继续指挥非法游行，沿途播放录音，大放鞭炮。十一时许，非法游行队伍到达三甲乡政府机关，有的在机关院内长时间燃放鞭炮，有的谩骂乡政府干部。整个机关院内乌烟瘴气，直到下午四时左右，群众才慢慢地散了。严重影响三甲乡机关正常的工作秩序达五小时。” 　　…… 　　上面是官方所列出农民骨干钟朴全的犯罪事实，虽然完全与真实事实不符，但仔细一想，实际上是政府在打政府的耳光!人们要问?中央既然有“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作为基层政府本应作宣传，应当让农民家喻户晓、人人皆知!更何况中央“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还是1993年就颁布实施了的，到1996年，已经3年多了!基层政府为何还没有落实执行!难道是保密文件吗?回答肯定不是。 　　因此，可以这样下结论：只有被扭曲了的基层政府才将中央政府的政策进行保密而不敢作宣传的;农民奔走相告，自发进行宣传党的政策，既减轻了政府的执政成本;又体现体现了政策合符民意!人民才欢欣鼓舞。何乐而不为?再有，农民宣传国家的好政策，不分青红皂白，就以“莫须有”的罪名，随便将人抓进监狱的行为，体现了基层政府对中央政府的不信任;既体现了各自既得利益集团和官僚集团害怕农民揭穿其真实本质;又体现了腐败行为的公开性;特别是能激化干群矛盾!引起恶性群体事件的发生等等，更是暴露无疑。 　　1996年，是我们三甲农民苦难深沉的一年，当时的涟源市政府、三甲乡政府对党中央、国务院、湖南省委的一系列减轻农民负担政策(以下称减负文件)，不但置若罔闻，不理不睬，不但如此，反而在原有农业税、其它税费、乡村办校费、优扶费、民兵训练费、乡村道路费、乡统筹、村提留、教育附加费等几十个项目收费，在原有的基础上加码后;又摊派了农林特产税(没有任何特产也一样收费)、水费(天上落的、河里流的水都要收费)等等几十项收费。特别是乱征收、乱集资、乱罚款的“三乱”现象更是让农民的负担难以承受! 　　例如：涟源市政府以修“娄涟高等级公路”为名，进行集资。而这样的集资是没有通过省委、省政府、省人大、省政协四大家批准的情况下，进行强制性收费的，即按涟源市户口上人口数，每人集资40元，并且要连续集资3年的款，也就是120元每人;三甲乡本来就有一所中学——财溪中学，可三乡政府领导，不管老百姓有无资金承受能力，有些农户家能买盐的钱都没有的时候，却要大搞形象工程，进行乱摊派、乱集资。以修建“三甲学校”为名，也在没有通过地委、娄底地区政府、娄底地区人大、娄底地区政协四大家批准的情况下，向每个学生每期收40元，每个村民每年收30.6元，并且，要连续收3年，也就是说：农民家有子女读书，读书的学生每人3年内要交211.8元钱,家里没有小孩读书的每人也要交91.8元;计划生育方面的费用更是不胜枚举;特别无聊的是计划生育，对15岁以上的女学生及未婚女青年，每3个月必须要进行一次受孕检查，如果未按时检查，不管你人在广东还还是内蒙;北京还是深圳。就要罚款500元，无现钱交罚款，就以物品兑现抵罚款!农民有话无处说;有冤无处申。便引起了三甲农民群众的普遍不满和极大的愤慨! 　　因此，蒋和喜、黄国卿、黄文祥等农民代表，非常看不惯这样的乱收费行为!就多次向乡政府呈请要求“减负”的报告。可均告石沉大海。 　　三甲农民群众就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黄楚祥、蒋友明、陈远清、陈严夫等很多农民要求响应党中央《减轻农民负担》的号召，纷纷要求在三甲乡内成立一个临时村民组织，以便监督基层政府作好“减轻农民负担工作”。因此，财溪片17个村的农民群众，自发起来共推选40多名农民代表。决定成立三甲乡“协助政府减轻农民负担临时理事会”。 　　1996年8月27日，三甲乡财溪片17个村的农民代表40多人，在财溪小学召开第一次关于“减轻农民负担”农民代表“协助政府减轻农民负担临时理事会(简称为协减理事会)选举大开会。会议由黄国钦、蒋和喜主持，采取无记名投票的民主选举方式，选出蒋和喜为理事长(会长);黄国钦为副理事长(副会长);黄楚祥、蒋友明、陈远清、陈严夫、黄文祥等为管理干事。负责组织“协减理事会”人员进行监督地方政府，执行党中央、国务院有关《减轻农民负担》政策方面的宣传、政策落实、执行政策等工作;监督“三乱”收费的检举、举报、清算和清退等工作。 　　三甲乡“协减理事会”宣布成立后，蒋和喜、黄国钦就担当起了这一重大责任，并立即履行了本职工作，展开活动。“协减临时理事会”决定：1996年8月28日，在财溪供销社召开财溪片区17个会员村的村代表会议，会议由蒋和喜、黄国钦主持，会议精神主要讨论研究，如何进行宣传“娄底地区行署《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的意见》文件，当时被称之《7.17文件》的精神”。会上，黄国钦作了《墙倒还须众人推——农民谈减轻农民负担》的报告。黄国钦说：“农民负担过重和减轻农民负担问题已日趋明朗，不论从哪个角度看，它已经成为我们党和国家这个大肌体中的恶性肿瘤;成为社会进步和深化改革开放的花岗岩城墙。占我国人口总数百分之八十的农民，特别是一些贫困地区的农民，已是‘牛老车破’路泞泥，喘息维艰苦。而不少中下层政府官员曲解改革开放，充当起坐码头的地头蛇。以至于有群众说出了这样的顺口溜：上正中斜下打抢，国穷官富民遭殃;又说：‘一怕老鼠夜晚吃秧，二怕干部白天下乡’等等，不胜枚举。天若有情天亦老。他们于党的宗旨、人民的利益而不顾。由此而产生的副作用就可想而知了。以至于地方已经出现缕缕烽烟。所幸我们的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机构已经看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并引起了高度的重视和采取了一些措施。比如说：几年前就提出了减轻农民负担，并逐步设立了减轻农民负担办公室。各大报纸连篇累牍，电视也三令五申强调减轻农民负担。但遗憾得很，讲的是讲的，做的还是做的!相反，有些方面我们农民是落雨担稻草——越担越重!比如农民负担的一个支流：子女读书的学费问题而言，我们财溪学区近两年收学杂费的标准是：1992年上学期1—6年级是42—45元，初中120—127元;1992年下学期是1—6年级是60—65元，初中120—130元;1993年上学期1—6年级是80—90元，初中140—160元;1993年下学期1—6年级120—125元;初中180—210元。还有接二连三附加费：如补课费、报名费、试卷费、监考费、计外费(升学考试差1分交一百)、报刊费、班务费课桌折旧费、违反校规费、捐赠费、电影费、卫生预防费保险费、集资费等等。真可谓种类齐全，创收有方。附加费项目中少则少则几毛，多则上百，加起来一个学生多的要负担附加费近两百元。” 　　黄国钦说：“上述种种，致使我们一个小小的行政乡，七到十四岁因交不起学费而辍学的失学学生就达300多人(据初步统计);去外地(新邵县，因该县的学杂费是按省标准收)借读的近100人。” 　　黄国钦说：“文盲——这片民族素质领土上空的乌云，长此以往，将笼罩越来越多的地方。” 　　黄国钦说：“又如一此社会负担也是减而不轻，换药不换汤(这里不需要一一陈述)。所以，我们一度对报纸和电视台所报道的这方面的文件和文章报以白眼、叹息;继而呻吟、沉默;偶尔发出几声骂娘声。” 　　黄国钦说：“然而，事实说明，电视和报纸乃至一些红条文件，从有的方面确实不能很好地解决一些问题(因为有些人宁可要钱而不要上级党和政府的领导，不要党风政纪，不要党群干群关系，不要天理良心);农民骂几句娘那就根本不能解决一点问题(因为有些人要钱而可以不要娘，不要脸)。令人遗憾，更令人担忧。船和水的关系，几千年前就有人明白，可几千万后的今天还些人不理解这个道理;见利忘义，活的(人)被死的(钱)奴役。怎么办呢?绝对不能让国家肌体中的毒瘤细胞继续扩展。带着这个问题，我们产生了一个想法，并麻起胆子做了一些尝试。结果表明，效果颇佳。就是说，欲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地的有关减轻农民负担的指令得以实施，我们农民必须给予有力的配合。从而督促中下各级政府落实执行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地有关指示精神。其根本的办法在于治标必先固本。我们农民必须建立起自己的组织——农民协会。否则将不怎么理想。并且，最好是属省级以上直接领导。因为中下各级政府所建立的减轻农民负担机构，在好些方面得看该级政府官员的眼色行事。大多数的减轻机构实际上都成为该级政府的附庸，有的甚至是瞎子的眼镜——装门面。若说耸人听闻，且让讲段故事:在农民负担过重，特别是子女就读的学杂费以百分之五十的幅度猛涨的时候，出于中国人的义愤和气节，基于‘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遗传基因;也出于救生欲的本能。我们乡七十多个学生家长相约于1993年9月3日开始，组织了‘财溪乡学生家长协会’(后改为‘财溪乡学生联盟’并于同年11月3日自行解散)。‘协会’建立后，他们以协会的名义向乡、市送了三次提出要求和意见的报告(报告泥牛入海)。在送报告没有多少作用的情况下，他们以不犯法，不越轨为前提，组织了三次到乡、区政府的上访。第二次上访人数达千人左右(大多数为闻讯赶来的群众)。同时我们他们还组织了答辩小组，在乡区政府的会议室里，他们使出党中央、国务院及省、地区政府有关文件精神和他们的实际困难，在笔杆子和桌面上见真章。几个回合下来，他们全乡清退了多收、乱收学费17万多元;改革了教育方面的一些不合理现象;从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他们乡的教育事业;改善了部分党群干群关系。发始组织‘协会’时有人问题：‘你们有没有省以上政府官员做靠山?’答说：‘中央有，国务院也有。’惊问：‘谁?’笑答：‘朱容基嘛，’是的，他们退回了十多万元款，是朱容基给了他们尚方宝剑。在组织‘协会’时，有一干部说：‘你们有意见可以书面和口头的形式向上面提嘛。不准搞群众组织，否则要犯法的，到时要追究法律责任!’他们回答说：‘你们一方面不执行上面的指示，另一方面我们多少村送来了多少份意见和书面报告，你们都不知道(你们机关领导根本是没看)，这又叫我们怎么解释呢?说我们搞群众组织没有批准是违法，要是我们申请来批办手续，你们会批吗?我们搞自发组织，虽然不合某些法规，但我们的方向和动机是督促你们执行上面的指令，把国家搞好。不是说你们是人民的公仆，人民是主人吗?主人怎么不可以监督仆人呢?况且，林冲一逼上梁山，是高俅父子的罪过嘛!’在清退回多收乱收的学费后，有群众这样评说：退回十多万元还是小事;重要的是：以后我们的父母官，不再敢视我们的为刀俎之肉了;也不敢把上面的红头文件压到抽屉的最底层了。他们在答辩清退过程中，居然有市级减轻办的负责人和教育系统的个别领导人联手对上面的指示精神大掺砂子，七打八扣，形同市井商贩(这里不宜细细陈述)。还有些中下级政府官员欺上瞒下，作些文件给上面看，不让群众看到;还作些文件给群众看，不让上面看到。里应外合，暗渡陈仓!” 　　黄国钦说：“要根除这个恶性肿瘤，我们认为要让直接受害者——千千万万的农民站出来说话;广泛地监督中下级政府机构切实、及时地执行党中央、国务院及省、地区的有关指令。但是，这中间有堵墙，还须众人推。” 　　农民代表们聚精会神地听完黄国钦的报告后，时间已经不早了。但大家还是抓紧时间讨论通过了：1996年8月29日，具体宣传《7.17文件》的决议 　　1996年8月29日，“协减临时理事会”蒋和喜会长、黄国卿副会长第一次进行了减轻农民负担宣传活动，领导了财溪片区17个村的农民代表50多人，分乘7辆中包车，并在第一辆车顶上架着两个高音喇叭，用来直接播放蒋和喜朗读的“娄底地委、娄底地区行署关于《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的意见》文件”，即《7.17文件》。 　　宣传队伍从财溪供销开始沿途进行，沿途边的群众有不少农民燃放鞭炮狭道欢迎。都称赞该宣传队是代表农民心声的好活动。并且，有不少农民群众就地加入到宣传队伍中。 　　“协减临时理事会”是三甲农民点燃的星星之火;也是架在腐败官僚头上的一把利剑!因此，受农民欢迎，遭官僚反对! 　　宣传队伍秩序井然，沿路而行。但是，当队伍达到马埠桥路段时，却遭到三甲乡几个干部的无理阻拦。此时，坐在车上的黄国钦下车询问。三甲乡干部对黄国卿说：“这是非法游行示威!要负法律责任;是要受到国法的惩罚的。”并威胁宣传队伍立即解散。 　　黄国卿面对面对三甲乡干部和气地说：“我们这是在宣传党中央的政策，何罪之有!你们做为农民的父母官，不但不宣传党的《减轻农民负担政策》;而且，将这些《减负政策》作为机密进行保密封锁。你们这些行为是明显抵抗中央政府!是明显的与党中央作对!请给我往公路边上一点，让我们的宣传车过去!”接着，农民群众就把几个乡干部挤到了公路边后，黄国卿说：“不要听他们的胡言乱语，按原计划进行宣传工作!” 　　宣传队伍就冲破了三甲乡干部的无理阻挠，继续按原计划的路线进行广播宣传。沿途群众纷纷燃放鞭炮相迎，个个拍手称快!人人欢欣鼓舞! 　　宣传队伍按原计划宣传结束，从龙门回转后。娄底日报记者车，闻讯赶到现场，但没有拍摄当时的情景。记者究竟是政府部门管，政府要他们宣传什么，他们不敢抵抗，因为，他们每一个记者的饭碗，都是政府给的，谁要是违背政府的意图，谁就会随时失去饭碗!因此，娄底日报记者只能暗暗地伸出大母指，而望天感叹! 　　有人对蒋和喜会长说：“涟源市副市长毛新华等市领导来到了三甲乡政府，想要和你们讲几句话”。于是，蒋和喜会长说：“我们都到乡政府去听毛副市长讲话”。 　　宣传队伍井然有序地到三甲乡政府机关。农民代表们听到毛副市长讲到：“三甲学校的修建，没有得到上级部门的批准，不建了!钱不让农民出了!”因此，大家高兴地鼓掌……一分钟后，毛副市长又说：“计划生育方面，凡十五岁以上的女孩子不进行检查了”!大家又再次高兴地鼓掌一阵。毛副市长又讲了一些，关于减轻农民负担的相关问题说：“市政府一定要遵照执行党中央、国务院、省、地区的有关减轻农民负担指示精神，该停收的款，就要停收;该清退的款，就要清退”。大家个个拍手称快。 　　黄国钦大声地说：“今天听了毛副市长的讲话后，看来大家都非常满意!我们的工作能得到市政府领导的高度重视，我也是感到非常高兴的!” 　　蒋和喜接着说：“我相信市领导讲话是算数的。今天的宣传工作已经达到了我们的预期效果，我在此宣布：宣传队伍就地解散!大家辛苦了!回家吧!” 　　“协减临时理事会”的首次活动达到预期效果，并且，得到了市政府领导的高度重视，而初见成效。七辆宣传车原路返回后。广大农民群众又向“协减理事会”要求，将《7.17减负文件》，进行抄写后在各村人群众集中的地方张贴出来以扩大宣传效果。蒋和喜、黄国钦都当即答复“赞同”。 　　第二天，黄国钦亲笔撰写了《告广大农民书》：“农友们：我们正式得到了‘娄底地委、娄底地区行署《关于切实加强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的意见》娄发[1996]第24号文件。中央政府认识到：减轻农民负担工作，‘既是经济问题，又是政治问题’;娄底地委、娄底地区行署也认识到‘作好减负工作的紧迫感和责任感，真正把减负工作当做大事、要事、急事来抓’;文件阐述了减轻农民负担的重要性和具体工作步骤。然而，我们涟源市政府却是反其道而行之，不但，没有减轻农民负担，反而，农民负担是落雨担稻草——越担越重!是可忍，熟不可忍!我们要响应党中央关于《减轻农民负担》的号召，把已经被乱收取了我们的血汗钱要回来!中央明令取消的项目款，我们要拒绝交钱!农友们，赶快觉悟起来吧!为了减轻我们身上的沉重负担而努力吧!” 　　1996年8月30日，三甲财溪片各村的农民代表在相应的村将《7.17减负文件》和《告广大农民书》一起张贴在各村人员集中的地方。但是，谁知三甲乡党委书记梁紫娥得知财溪片各村都贴有《7.17减负文件》后，就亲自带领派出所指导员、2名干警和2名联防队员等人，沿财溪一路清理撕毁，农民转抄后贴在墙头上的《7.17减负文件》和《告广大农民书》。当在马埠桥要清理撕毁这些文件时，被当地农民拒理力争进行阻拦，但还是被公安干警和联防员人员强行进行了撕毁!群众中有人认识梁紫娥是三甲乡党委书记，于是，农民群众就上前找到了梁紫娥书记，要求梁紫娥书记再将《7.17减负文件》抄一份重新贴上去，否则就不准走! 　　此时，派出所指导员就从腰间拔出枪来，说：“你们农民想翻天了!今天我要枪毙几个!” 　　农民群众看到派出所指导员掏出手枪后非常生气!几个懂法的农民就跨步上前，堵住枪口说：“我们种田，拿饭给你们呷;我们纳税，拿钱给你们用!你们倒要拿枪对付我们!真是养了黄眼狗了!”同时，另几个农民也跨步上前，喊道：“夺了他手中枪!”“给我夺了他手中的枪!”听到喊声，越来越多的农民向掏出枪的人。喊声震耳欲聋，在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之中，派出所指导员真的被吓破胆了，立即将枪放到腋下，双手紧护睡在地上。 　　农民要是真的要夺枪，就是10把枪也会被农民夺过来的!就是每个农民吐口痰也会把这个掏出枪来对付农民的人淹死!群众只是虚张声势，给他几个耳光和几个拳头让他品尝一下皮肉之苦而已!但是，人命会随时出现!在此紧急关头，本地农民黄志才是当地有威望的年青人，三十几岁，个子不大，听到消息后急忙从家跑到现场，挤到指导员身边，一路劝说农民群众不要把事情闹大了对双方都不好;一边俯到指导员耳朵边轻声地说：你赶紧跑到后面栋屋黄长征楼上去躲一躲。此时，只见睡在地上的指导员一个翻腾跳起，冲出人群后，不要命地向黄长征家方向飞跑着!黄志才就张开双手拦住追赶的农民群众说：“不要把事情闹大了，他会知道我们农民的厉害的!”…… 　　再说，三甲乡梁紫娥书记看到派出所指导员拔出手枪，闯下大祸后，究竟是女流之辈，又没有见到过枪毙人的场面!加之，农民群众的目光都被拔枪者吸引。于是，梁紫娥书记伸手拉了一下身边的公安干警，暗示他，赶紧去打电话报警!该干警知道随同来的2名联防员中有一名就是本地人，告诉他马上到公用电话亭打电话报警。 　　市公安局长接到报警后，又立即打电话，请示了娄底地区行署政法委书记谭显栋。政法委书记谭显栋听到：三甲农民要夺派出所指导员的手枪后，暴跳如雷地说“谁有这大的胆!”…… 　　汽车警报音越来越近，派出所指导员知道是救兵来了，就要黄志才、黄长征等七八个农民将他做成被抓着的样子，将他送出去。黄长征、黄志才等就按照指导员说的方法将他送到了一辆车上;黄志才将指导员放上车时，同时看到三甲乡梁紫娥书记等几个肇事者也都早到了这辆车上，一同带回了市公安局。 　　市公安局长又把派出所指导员、三甲乡梁紫娥书记等人全部安全回到了公安局的情况，电话告诉了地区政法委书记谭显栋。谭显栋书记命令道：“抢枪的事件不要就此了事!必须抓几个为首的人到公安局来教育教育!”公安局长听到命令后，连连说“是”。 　　公安局长放下电话后，命令当事派出所指导员带路认人抓人!此时的派出所指导员心有余悸地说：“现在农民不怕死啊，白天他们又人多势众，现在不宜行动!”…… 　　1996年9月1晚，涟源市公安局为了落实娄底地区政法委：“抓几个为首的到公安局教育教育”的指示，通过统一研究部署后，几十名公安干警化装便衣，按行动计划：抓捕“协减理事会”会长蒋和喜;副会长黄国钦。以杀鸡给猴看! 　　这天晚上，公安便衣抓捕小组，通过诱骗手段，顺利地将“协助临时理事会”会长蒋和喜抓捕，并一同将蒋和喜的妻子也就势抓捕;但是抓捕黄国卿时，因他不敢在家睡，早就在外面借宿了的!只见抓捕人员踢烂大门，破开小门，立马上楼，间间房子进行搜查，不见黄国卿踪影。此时，抓捕人员说，暂时将黄国卿之妻抓了再说，接着5、6个抓捕人员就黄国卿之妻谭三梅抬的抬脚，抬的抬手将她丢到囚车上…… 　　黄国卿没有抓捕到!因此，行动计划没有完成，抓捕小组就不能回局里交差。 　　抓捕小组碰头后，有人提出：黄国钦喜欢到黄志才家下相棋玩，有时甚至玩到凌晨一、二点钟。于是，抓捕小组就直奔黄志才家，踢开大门冲进室内。黄志才风势不妙，急忙从后屋窗子跳窗逃走。 　　抓捕小组有人看到有人跳窗子跑了，就立即5、6个抓捕组人员也跳出窗口追捕。直接追捕到黄志才母亲的家里，破门而入，并冲上二楼，间间房子搜查遍，连柜子都打开进行搜查，不见人影…… 　　再说，抓捕小组另外一部分人问黄志祥妻子陈喜英：“刚刚跳窗子跑的人是谁?”陈喜英回答说：“是我男人”。又恶狠狠地说：“黄国卿在哪里?”陈喜英回答说：“莫名其妙，深更半夜，我怎样知道黄国卿在哪里呢?你们这是打抢来的还是做什么来的?”话音还没有落腔，抓捕小组人说：“这个婆娘怎么这么恶!给我把她抓起来!”接着，5、6个抓捕小组人员，就把连鞋子都没有穿，座在床铺上的不到30岁的陈喜英抬的抬脚，抬的抬手，将陈喜英抬出屋子，象抛物品一样将陈喜英抛到囚车上! 　　黄志才还不到10岁的女儿目睹了这一真实现场，看到自己的母亲在自家的床上被5、6个男人抬走，被吓得哭天喊地，求救无门……就躲藏在附近田坑下的黄志才，听到女儿断肠的哭声后，愤怒得暗暗地说：“如果，我有一把机关枪就会立即扫射过去，不管是什么人都给他打死!”…… 　　要知被抓捕的蒋和喜等4人，何时获得自由，请看第三章 前赴后继 为民请愿